摘 要：文章基于2019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状况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老年人受各类金融排斥最严重的地区依次是东北、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相较于城市，农村老年人受各类金融排斥的比例更高。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水平高于中年人和青年人。在老年人内部，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比例要远高于资产类金融排斥，男性、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收入越少、财富水平越低的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概率越大。少数民族、农村和西部地区的老年人由于政策照顾，受金融排斥的概率更低。回归分析显示，老年人口社会特征、经济因素、主观因素均对老年人是否受各类金融排斥有显著影响。基于现状和影响因素，文章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关键词：老年人；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负债类金融排斥文章编号：1005-3492（2025）01-0165-18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共有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正式成为“老龄”社会。预测显示，到21世纪中叶，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30.09％。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的收入也在快速提升，城镇养老金支出2009年为8894.4亿元，2021年涨至56481.5亿元，涨幅超过6倍。老年人收入来源也呈现多样化，劳动收入的占比下降，财产性收入占比不断上升。从2010年到2020年，老年人收入中离退休金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金和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0.55、0.40和0.51个百分点，劳动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占比分别降低了7.10和8.06个百分点。众所周知，资本市场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渠道，金融服务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不可或缺，但我国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影响，投资渠道受限。不仅农村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影响，金融发达地区的老年人也被排斥在金融体系之外，以北京为例，老年人占比越多的地区，受金融排斥越严重。金融排斥会对老年人造成诸多负面影响，如扩大老年人群体收入的不平等，降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等；受资产类金融排斥的老年人，其资产在安全性、保值、增值和交易的便捷性方面会受到负面影响；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老年人，在投资上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进行民间借贷。我们看到，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老年人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来源的多样化，导致他们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该群体受金融排斥的状况变得越发值得重视。国务院在《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中指出，当前我国的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已达国际中上游，但普惠金融服务不均衡、体系不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等问题还比较突出，特别指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实施普惠金融的重点对象。众所周知，改善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状况，对老年人来说，可以提高他们的收入、日常交易的便利程度和健康水平；对社会来说，可以弥补老年人在初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对政府来说，提高老年人收入，可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1993年，Leyshon和Thrift发现银行与居民住所的距离会影响居民对金融服务的使用，并将在宏观层面上个体或群体难以获得正式的金融体系服务的行为与过程称为金融排斥。20世纪90年代，全球范围内大量金融机构选择关闭偏远地区盈利困难的分支机构，使得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金融服务获得更少。这一现象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金融排斥，并扩展了金融排斥的内涵和外延，如朱可涵将金融排异、金融遗弃的概念纳入金融排斥，尹志超等对金融服务的范围进行拓展，增加了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和信用卡等内容。
金融排斥的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二是基于阿克洛夫柠檬市场的信息理论，主要包含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供求理论来看，金融服务是商品，正规金融机构是供给方，老年人是需求方，风险与收益是行业运转的核心要素。供给方面，金融机构在挑选服务对象时会优先选择信用好、家庭财富水平高的群体，以降低服务成本，减少违约概率，而信用水平差、收入及财产少的家庭更可能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因此，相较于老年人，金融机构更愿意给年轻人提供服务。需求方面，影响老年人金融需求的因素包括金融知识和风险态度。金融知识可以降低老年人配置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金融知识匮乏的老年人更容易拒绝金融产品风险态度是年龄影响老年人金融资产需求的中介因素。有研究认为个体风险容忍度随年龄递减，金融市场相较于劳动力市场风险更大，老年人从金融市场获取收益的意愿更低，导致自我排斥的现象。信息理论方面，Stiglitz and Weiss与Bester and Hellwing分别提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是产生“信贷配给”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是由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拥有“信息优势”的合约方利用另一方的“信息匮乏”使对方处于不利状态，从而使得博弈或交易过程偏离“信息匮乏”方的意愿。该理论认为，银行的收益取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和还贷风险，还贷风险是借款者的私人信息，银行无法精确测量，存在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采取价格歧视，即对高风险客户收取高费用，对低风险客户收取低费用，以高收益弥补部分借款者不履约的损失。我国的银行利率受国家管制，很难从高风险客户处分享到更高的收益，因此金融机构最优策略是只服务低风险的客户。此外，如果市场上的利率过高，可能存在逆向选择的问题。换句话说，愿意接受高利率获得贷款的人，很可能将贷款用于高风险投资或者存在恶意不还钱的心理。因此金融机构也会主动放弃高利率收益，排斥还贷风险高的人。客观上，老年人相较于年轻人经济来源单一，收入和抗风险能力下降，还款风险更高。
影响金融排斥的因素有很多，除宏观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因素外，还易受到人口社会特征、经济因素和风险态度的影响。人口社会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婚姻状况、社会网络和户籍。目前，性别与金融排斥关系未有一致的结论。有学者认为选择适当的控制变量后，性别对金融排斥没有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女性比男性更难获得消费贷。此外，性别对金融排斥的影响在不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上具有异质性，女性的风险厌恶程度通常比男性更强，金融机构更愿意将风险性产品给男性，无风险产品给女性，女性储蓄倾向更强，男性易受到储蓄排斥。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受金融排斥的可能性呈先递减后递增的趋势。有学者使用2017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验证了这一观点，发现人们受金融排斥影响的比例随年龄增加呈U型分布，年龄对金融排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办理金融账户少且贷款困难，21岁以下和51—65岁群体基本处于有意愿但被正规信贷完全排斥的状态，66岁及以上的人口在主观上也不愿意接受贷款。提升受教育程度可以有效降低受金融排斥的概率，因为教育可以增加人们的金融知识，提升人们对金融系统的信心，减少“自我排斥”。也有学者基于信号理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受教育程度并不能直接减少个体受到的金融排斥，因为受教育程度只是筛选能力的信号，并不提升能力。政治面貌上，党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相对较高，使得党员拥有更高的个人和家庭收入以降低受金融排斥的概率。也有学者认为，党员家庭的信息水平更高，可以缓解与机构的信息不对称，改善排斥状况。少数民族地区金融普惠水平总体处于全国低位，近年来金融排斥的降低倚重政府的金融努力和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婚姻可以降低生活中的固定成本，如家庭分工可以提升生产效率，增加收入，提高抗风险能力，已婚居民是金融机构提供风险性金融产品和贷款的首选对象，但婚姻契约的维护也需要各种成本，这些成本可能会降低已婚居民的风险承受能力，反而使得为已婚居民提供金融服务的风险变高，最终得到完全相反的金融排斥预期。也有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婚姻没有对金融排斥产生直接影响，只是通过财富水平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网络有助于降低负债类金融排斥，提高需求者的收入和抗风险能力，社会网络更强的人更容易得到金融机构的服务。也有学者从文化角度提出中国人更习惯于以社会网络为基础进行民间借贷，更依赖社会网络而非正规金融系统。我国为城乡二元体制，老年人受金融排斥既可能是因为城乡间明显的收入差距，也可能因为金融政策，总的来说，农村发生金融排斥的概率高于城市。以2017年为例，我国城市老年人人均年收入为38227元，约为农村老年人的4.8倍。城市老年人获得养老金的概率是农村的4倍，养老金的差距是农村老年人的11.3倍。
经济因素是影响金融排斥的关键变量，包括收入、财富水平和金融知识素养。金融排斥是收入的函数，提高收入和家庭财富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居民受正规金融机构排斥的可能性，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多的家庭资产意味着居民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能力来获得金融服务。金融知识素养可以显著降低家庭受金融排斥的概率，并且，对于投资类金融产品排斥的影响要大于对融资类金融产品排斥的影响。
风险态度上，一方面，金融机构偏好向愿意承担风险的客户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获得服务的可能性与风险态度成正相关；另一方面，不同的金融风险态度会影响家庭风险资产的配置，有研究发现家庭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随年龄的增加呈现“驼峰”型，风险偏好与正规金融参与度呈正相关，老年人可能因低风险偏好而自我排斥。
我们看到，过去在金融排斥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专门针对老年的金融排斥研究却非常匮乏，仅有的部分研究只是描述了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现象，没有对其受金融排斥的特点进行总结，如老年人受到哪种金融排斥较多？是否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不同特征老人受到的金融排斥如何？等等。另外，对系统考察影响老年人受金融排斥因素的文献更是没有。为此，本文利用全国性数据，专门针对老年人群体，分析其受到金融排斥的特点以及影响因素。
（一）研究框架
基于过去文献，我们认为，老年人是否受到金融排斥受到三类因素的影响，即老年人的人口社会特征、经济因素和主观因素，其中，人口社会特征包括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民族、婚姻状态、社会网络、城乡、地区；经济因素包括老年人的家庭收入、财富水平、金融知识素养；主观因素包括老年人的风险态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2019年在全国开展的中国金融家庭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该数据采用PPS抽样方法，覆盖全国29个省份（不含港澳台、新疆和西藏地区），合计107 008个家庭成员的信息，样本具有全国代表性。本文主要研究的是老年人，剔除掉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后，共有样本28 422个，其中城市占43.57%，农村占56.32%，男性占49.14%，女性占50.86%。调查内容包括本文所需要的人口特征、资产与负债、收入与财富状况、社会网络、风险态度和金融知识等。
（三）变量
1.因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金融排斥，本文将金融排斥定义为个人、家庭或群体“缺乏正规的金融服务”，这里的正规金融服务包括储蓄、贷款、保险、投资等。参考朱可涵的定义与分类，将有需要、但没有任何正规的资产类或负债类金融产品的分别称为资产类金融排斥或负债类金融排斥。当一个人没有任何金融产品，即同时遭受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则认为这个人受到了金融排斥或总体金融排斥。当资产类金融排斥或负债类金融排斥有一项不存在时，即认为不存在金融排斥，赋值为0，反之则存在金融排斥，赋值为1。
参考张号栋和尹志超的做法，当同时存在银行存款、第三方支付、金融理财产品、股票、基金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排斥时，认为存在资产类金融排斥，赋值为1，否则为0。当同时存在生产性银行金融、住房金融、汽车金融、教育金融、医疗金融和信用卡金融的排斥时，认为存在负债类金融排斥，赋值为1，否则为0。另外，负债端借款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当仅存在向亲朋好友等非正规机构借款时，也将其视为受到了负债类金融排斥。
2.自变量
本文自变量包括老年人的人口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主观因素。参考张琳琬等的做法，将社会网络变量操作化为去年受访户平均每月通信网络费支出的对数。国内文献对财富水平的定义并不明晰，常见的做法是通过将家庭总资产或净资产取对数的形式来衡量家庭财富，但有学者认为财富差距不等于收入差距，不宜用测量收入差距的方法来测量，本文参考徐丽鹤和袁燕的方法，使用分位数进行测量，本文将家庭总资产排名最高的前25%、次高的26%—50%、次低的51%—75%和最低的76%—100%分别赋值1、2、3、4。
此前研究使用CHFS2017之前版本的数据时，衡量个体或家庭的金融知识素养多采用尹志超等人的方法，但CHFS2019中的部分问题仅调查了城镇样本，故本文参考李建军等的方法，将问卷中同时答对所有问题的人定义为有金融知识素养，并赋值为1，否则为0。
衡量金融风险态度的指标参考赵思博等人的做法对问题“如果您有一笔资金用于投资，您最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操作化，将选项“不愿承受风险”“较低风险，较低回报”“平均风险、平均回报”“较高风险、较高回报”“高风险、高回报”分别赋值为1、2、3、4、5，数值越大风险态度越激进。变量的具体操作化和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
（四）模型选择
金融排斥为二分类变量，以往对金融排斥进行考察的文章多用probit或logit模型，这两个模型对同一组数据的处理结果通常大致相同。logit模型与probit模型在做此类研究时结果相同，仅估计系数不同，但这两个模型的估计系数本身也不具备可比性。本文选用logit模型。将因变量定义为“是否受金融排斥”，如被排斥则Y=1，否则Y=0，x为自变量，其两点分布概率为：
P（y=0|x）=1-F（x，β） （1）
其累积分布函数为：
P（y=1|x）=F（x，β）=
（2）对于logit模型，P（y=1|x），则1-P=P（y=0|x）。由于P=，1-P=，故
=exp（x’β） （3）其中为优势比（Odds Ratio），如优势比为2，则称被排斥的概率是不被排斥的两倍。取对数后，
ln=（x’β） （4）对方程右边求导，此时β表示解释变量x变动一单位引起“对数优势比”的边际变化。
各类金融排斥方面，农村均高于城市，资产类金融排斥的城乡差异大于负债类金融排斥。分析显示，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农村分别比城镇高17.98、18.37和4.74个百分点。我们知道，供给方面，我国金融机构城乡分布极不均匀，城市的金融机构比农村多，以2018年为例，我国县域平均有银行网点56个，乡镇3.95个，村级0.24个，每万农村人口对应仅1.31个。需求方面，城市老年人在金融知识和财富水平等方面优于农村老年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更强，受资产类金融排斥的可能性更低。此外，有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存在信用意识淡薄、获得贷款存在欺诈行为（如提供虚假信息和证明、提供虚假抵押物、擅自修改贷款用途等）的现象，导致他们在负债层面上易受金融排斥。表2 分城乡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状况 单位（%）
注：*、**、***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分地区看，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最严重，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最低。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趋势与总体金融排斥相同。具体来看，总体金融排斥方面，东北地区老年人受排斥的比例为31.80%，分别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13.01、2.26和11.57个百分点；资产类金融排斥方面，东北地区老年人受排斥的比例为32.54%，分别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13.44、2.45和11.58个百分点；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东北地区老年人受排斥的比例为93.21%，分别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高5.92、0.98和4.34个百分点。研究发现，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居民金融参与的积极性越高，2021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4 980元、29 650元、27 798元和30 518元，西部地区的年均居民收入增速最快，东北地区最慢。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大，金融机构众多，受各类金融排斥的水平最低；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最快，且老年人使用金融服务受政策扶持，受各类金融排斥的水平次低；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总量较小、经济增速较慢，受各类金融排斥较严重。另外，金融产业有向中心地区集聚的倾向，人口密度与本地区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分析显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上升2.15和0.2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下降了0.79和1.20个百分点。表3 分地区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状况 单位（%）
金融排斥在各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总体金融排斥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3个省，低于的有16个省，最高的三个省分别是河南、山西、安徽，最低的三个省分别是北京、青海以及上海，其中河南受金融排斥的比例为38.07%，比上海高33.05个百分点。研究显示，各省的金融综合竞争力与金融排斥呈反比。我们知道，上海发展金融业的历史悠久，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心、金融市场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北京是我国的金融管理中心，金融业同样发达。青海受益于国家对西部的照顾政策，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水平也比较低。另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家庭受金融排斥的状况。不考虑政策照顾地区，我们看到，受金融排斥水平最高的三个省，河南、山西和安徽2018年的人均GDP分别为50 152元、45 328元和47 712元，仅高于黑龙江的43 274元。资产类金融排斥与总体金融排斥高于和低于平均水平的省相同，受排斥程度最高与最低的三个省也相同。这是因为要同时满足负债类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才被定义为金融排斥，而老年人中存在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比例过高，因此受资产类金融排斥与总体金融排斥的老年人高度重合。使用本文数据分析显示，受资产类金融排斥最低的三个省中，上海和北京老年人的财富水平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8和1.18，受教育程度高0.73和0.71，金融知识素养分别高0.17和0.09，对资产类金融的需求更高；受资产类金融排斥最高的三个省中，安徽、山西和河南的老年人的财富状况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0.32、0.39和0.33，金融知识素养分别低0.03和0.01和0.03，对资产类金融的需求更低。负债类金融排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8个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1个省，最高的三个省分别是吉林、辽宁和河北，最低的三个省分别是广东、云南和北京，其中吉林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老年人占比94.35%，比北京高12.97个百分点。负债类金融排斥水平最低的三个省中，广东和北京是传统经济强省、金融发达，本文数据分析显示，广东和北京老年居民的财富水平分别为2.60和3.51，均高于全国均值2.50，投资和消费能力更强；云南地区近年来旅游业、咖啡和松茸等经济作物强劲发展，民间投资意愿极高，投资增速为20.7%，其中大农业投资增速44.3%，大文娱产业89.4%，房地产22.9%。负债类金融排斥最高的三个省中，吉林和辽宁均属于东北地区，众所周知，负债是一个地区居民消费和投资意愿的体现，投资方面，由于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有待改善，素有“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说法，老年人的投资意愿低；消费方面，东北地区收入较低，消费意愿低。此外，东北地区还存在“社会缺乏必需的信用观念”“信息透明度低”和“企业和政府国有银行融资比例过高”等可能导致老年人贷款消费被挤出的问题。河北地区的人均GDP为47 772元，在全国31个省级单位（不含港澳台）中排名26，收入相对较低，受金融排斥水平高。
图2 我国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省份分布
总体来看，我国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程度明显高于青年人和中年人，这一结果与顾宁和刘扬的结论相同。具体而言，总体金融排斥方面，老年组受金融排斥的比例为22.66%，分别比中年组和青年组高12.72和15.56个百分点。主观上，这是因为老年人的风险厌恶水平高，尝试金融产品的意愿低，对金融服务的自我排斥造成的。客观上，这可能与老年人的财富状况有关，贫穷阶层更容易面临金融排斥，这一方面是获取金融知识需要较高的成本，另一方面是贫困会抑制社会资本。
图3 我国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现状
资产类金融排斥方面，老年组受金融排斥的比例为23.45%，分别比中年组和青年组高12.44和15.22个百分点。有研究认为，与非老年人相比，老年人在健康和养老上的花费更多，对金融投资有挤出作用。本文数据分析显示，财富水平低于全样本中位数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分别占其群体的56.58%、47.59%和45.26%，财富状况越差的群体，受资产金融类排斥的比例越高（见表4）。表4 各年龄人群财富水平 单位（人/%）
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老年组受排斥的比例为88.15%，分别比中年组和青年组高14.57和22.35个百分点。我们知道，金融市场运行的基础是信用，即债务人履约还贷的意愿和能力。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偿债能力较弱，存在职业不稳定、收入水平不高等问题，易受到金融排斥。李建强等调查了119 323笔农户贷款，发现不良贷款31 511笔，并将这些贷款分为60岁及以上、55—59岁、55岁以下三个组，结果表明这三个组的贷款不良率分别为43.32%、21%、11.55%，老年人的贷款出现问题的比重远高于其他组。由表5可知，各类金融排斥在老年人不同特征上有显著差异。人口社会特征上，性别方面，各类金融排斥没有显著差异。具体来看，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方面，男性老人分别比女性老人低0.52和0.46个百分点，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男性老人比女性老人高0.58个百分点。老年人群中各类金融排斥均和年龄呈倒U型关系。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70—79岁组老年人受排斥的比例分别比60—69岁组和80岁及以上组的高2.57和21.62个百分点、2.56和3.27个百分点、2.84和0.57个百分点。老年人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程度要远高于资产类金融排斥，说明存款给金融机构带来的风险要低于负债。我们看到，60—69岁组老年人受负债类金融排斥水平最低，60—65岁的老年人处于银行仍准许提供部分贷款的年龄段。70—79岁组老年人在受排斥的水平最高，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的考虑，长期坚持老年人年龄加贷款年限不超过70岁的原则，这使得七十岁成为一个门槛，增加了老年人受排斥的可能。80岁及以上年龄组受金融排斥的水平次高。我国老年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在2015年时为76.34岁，8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寿命显然超过了我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寿命除了受到基因的影响，还受到财富水平、社会地位、饮食习惯和医疗设施等因素影响，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在这些特征上可能更有优势。另外，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水平会随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而降低。如与文盲相比，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分别低23.99、24.42和9.83个百分点。我们知道，接受教育更多的老年人，在社会地位、家庭财富等方面会更占优势，他们对金融会更了解，信息更加对称，从而会降低受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老年中共党员受金融排斥的可能性低于非中共党员。分析显示，与非中共党员相比，中共党员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分别低11.71、11.69和3.62个百分点。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成为中共党员要经历严格的选拔，需要个人拥有更强的综合能力，这可以降低市场对其的风险评估，进而减少其受金融排斥的水平。汉族与少数民族老年人在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上均没有显著差异。与少数民族相比，汉族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分别高1.38、1.28和0.84个百分点。是否有配偶对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没有显著差异，但对负债类金融排斥有显著差异，有配偶的老人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程度比没配偶的高2.42个百分点。分析显示，有配偶老年人的收入为60 468元，显著高于没伴侣的老年人的51 457元，其负债需求更低，这加重了老年人的“自我排斥”倾向。金融排斥会随着家庭总资产在社会的相对排名而降低，排名越高被排斥的可能性越低。分析显示，和财富水平最低的老年人相比，财富水平最高的群体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低37.96、38.42和19.93个百分点。金融知识素养可以有效降低受金融排斥的可能性。与没有金融素养的老年人相比，有金融素养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分别低18.53、18.8和13.7个百分点。众所周知，金融知识可以提高老年人对金融的理解，提高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并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态度方面，老年人愿意承担的风险越高，受金融排斥的可能性越低，最不愿意承担风险的老年人受排斥的程度最高，但当风险态度达到最高时受排斥的可能性又会提高。分析显示，与完全不愿承担风险的老年人相比，愿意承担“较高”风险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分别低18.69、18.75和21.07个百分点。与愿意承担“较高”风险的老年人相比，愿意承担“高”风险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分别高10.01、10.84和18.73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愿意借款人的投资项目风险过高，金融机构不愿意借款，这一现象与“逆向选择”原理所描述的结果是一致的。表5 不同人口特征老年人受金融排斥情况 单位（%）
注：（*）为卡方检验结果，*、**、***分别代表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我们看到，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相对女性老人来说，男性老人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高1.3%和1.4%，这可能是因为女性具有更强的储蓄偏好。年龄越大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越大。相较于60—69岁组，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70—79岁组和80岁及以上组受排斥的概率分别高1.4%、4.9%和1.4%与4.9%、2.5%和5.5%。这与前面描述分析时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受各类金融排斥的比例呈倒U型的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加入了控制变量的缘故。受教育程度会显著降低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概率，如受过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老年人和没上学的老人相比，受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低4.6%、9.6%和11.8%。当政治面貌为党员时，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比非党员低3%和2.6%，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表明，中共党员的收入更高是因为个人能力更强而非政治地位，更强个人的能力使得其储蓄和投资的需求更高。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低4.1%、4.3%和2.2%，这可能是因为普惠金融的政策对少数民族有倾斜，更容易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相较于没有配偶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在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方面没有显著影响，但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高2.1%，这可能是因为一直单身的老年人，会在年轻时做预防性储蓄，而离婚和丧偶的老年人会降低物质性消费的需求，此外，婚姻的维系成本可能降低了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使得有偶老人难以获得贷款。城市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比农村分别低4.2%和4.5%，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高2.2%。这种情况可以用政策因素来解释，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2015年11月29日）》第十九条提供了“支持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扶贫小额信贷，支持贫困地区培育发展农民资金互助组织，开展农民合作社信用合作试点，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通过中央财政以奖代补等支持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保险发展，支持贫困地区开展特色农产品价格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给予一定保费补贴等”降低农村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措施。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受排斥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东北部地区受排斥的概率分别高8.1%和8.3%，西部地区受排斥的概率分别低5.5%和5.4%。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四大区域受排斥的概率没有显著差异。社会网络可以有效降低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水平，社会网络每提升1%，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降低1.8%、1.7%和2.3%。
收入越高的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概率越低。分析显示，收入每增加1%，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降低5.1%、5.3%和2.4%。财富水平越高的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水平越低，相较于财富水平最低的老年人，财富水平最高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分别低15.7%、15.8%和6.4%。金融素养可以大幅降低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概率。在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上，相较于没有金融素养的老年人，有金融素养的老年人受排斥的概率分别低7.4%、7.3%和1.6%。
与几乎不能接受风险的老年人相比，总体金融排斥方面，风险态度为可以接受较低风险、中度风险和较高风险的老年人受排斥的概率分别低4.2%、6.1%和7.0%，可以接受最高风险的不显著。资产类金融排斥方面，可以接受较低风险和中度风险的老年人受排斥的概率分别低4.1%和6.3%，可以接受较高风险和最高风险的不显著。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风险态度为可以接受较低风险、中度风险、较高风险和高风险的老年人受排斥的概率分别低3.3%、4.7%、8.0%和5.8%。
表6 老年人受各类金融排斥的影响因素分析
注：表中所列系数为平均边际效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本文利用CHFS2019数据，将总体金融排斥状况分为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两个方面，考察了我国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从人口社会特征看，老年人受金融排斥的水平显著高于中年人和青年人，所处年龄组越高的老年人受排斥的概率越大，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比例要远高于受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比例。这说明，老年人在金融服务的对象中属于弱势群体，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今天，老年人群体受金融排斥的状况应当值得重视，相较于资产类金融服务，负债类的金融服务需求远未得到满足。相较于男性，女性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水平更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资产类金融排斥和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越低。有配偶的老年人在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方面与无伴侣的没有显著差异，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更高。中共党员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显著低于非党员，受负债类金融排斥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社会网络越强的老年人受各类金融排斥的概率越低。值得注意的是，与汉族相比，少数民族受到政策照顾，受各类金融排斥的概率都更低。相较于农村，城市老年人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更低，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更高。从地区差异上看，各地区受负债类金融排斥没有显著差异，西部地区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的概率最低，东北地区受排斥的概率最高。金融排斥对老年人的收入、生活便利程度和健康等都有影响，因此改善老年人受排斥的现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形成金融机构愿意提供金融服务，老年人愿意使用金融服务的格局。结合人口社会特征对老年人金融排斥的影响，笔者认为可以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降低老年人的金融排斥。服务风险和服务成本高是影响金融机构为老年人提供金融服务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层面上，应当采取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提高收益的措施如提高金融机构服务老年人的收益，将贷款利率提高至市场化水平，提高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增强金融机构对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意愿；央行对老年人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让金融机构有专项资金服务老年人；加强对适老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监管力度，确保安全性，让老年人敢于使用金融服务。社会层面上，金融机构应当加强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化，对应用程序做适老化改造，降低老年人使用金融服务的门槛，优化对金融服务的理解和决策体验，服务老年人的金融需求；国家财政可以对金融机构进行补贴，金融机构提供更多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国家财政对购买该类产品老年人进行收益补贴或税收优惠。从经济因素看，收入越高，总财富水平越高，金融素养越高的老年人受各类金融排斥的概率均越低。为此，国家方面可以提高老年人收入，降低收入差距，提高老年人获得感，让老年人有钱、有意愿和有能力享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和社区通过多种渠道普及金融知识，包括组织社区讲座、发放入户宣传单和受老年人喜爱的奖品，举办并鼓励老年人参加金融知识竞赛等。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网络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应用等平台推送金融知识，联合现有MCN公司培养金融知识类UP主（uploader），建设网络理财社区。个人方面，家属在日常生活中主动为老年人普及金融知识，提高老年人的金融知识素养。从主观态度上看，当风险态度达到“高”时，受负债类金融排斥的概率高于“较高”，受总体金融排斥和资产类金融排斥不显著。为此，国家可以完善信用监督体系，打通存在各个机构中个人财产和信用历史的记录，以便金融机构更有效识别贷款风险；容许金融机构提供个性化的贷款利率，对高风险客户提供高利率贷款。鼓励金融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风险投资服务，推出不同风险评级的产品，使各种风险态度的老年人都可以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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