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意味着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在老龄化、少子化和人口流动化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流动人口占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经达到近2.97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已经步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同时，流动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也不断攀升，并对我国家庭结构和家庭代际关系产生冲击性的影响。一方面，我国家庭的乡城流动具有分离性、不完整性特征，表现为父代无法随成年子女共同流动，子代“流动”和父辈“留守”已经成为我国家庭生活的常态；另一方面，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难以支撑异地代际关系的维系和发展，外出子女普遍面临着“孝而难养”的困境，养老负担和养老成本不断加大。在上述现实情况下，“不在场”反哺途径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区别于传统家庭养老体系对时空资源的高度依赖，“不在场”反哺途径能够突破时空限制，使养老场景不再囿于传统的家庭范围内，即使外出子女经常“缺场”代际互动的具体场景，仍然可以借助跨时空的反哺途径达到“在场”的目的，并在代际支持资源利用和转化的过程中，以养老需求激发数字需求，推动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进程。
当前，学术界对外出子女代际支持行为开展了丰富的研究。既有研究指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是家庭养老不可或缺的三个子系统，分别代表老年人不同的养老需求，这三个子系统受时空限制的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子女外出对老年人家庭养老子系统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子女外出行为导致了传统孝亲模式中主、客体的空间分离，强化了不受时空限制的经济支持，弱化了受时空限制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第一，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指出，子女向外流动意味着更高的生计水平，更有可能通过汇款或实物等形式向父代提供更多的经济支持。养老资源补偿观点也同样指出外出子女为了弥补养老情境中的缺位，会强化其经济支持责任或意愿，更有可能增加对父代的经济支持。第二，传统孝亲观点和空间分隔效应视角认为子女外出拉大了其与父代间的空间距离，这将会极大缩减现实中代际生活照料和交流陪伴的时间，致使发生在家庭场域内的生活起居照料和精神慰藉减少。第三，从需求响应视角来看，老年人会因子女外出行为而调整孝道期待，不再期望子女侍奉在侧，而是普遍期望子女能够在能力允许范围内，通过某种可行方式提供替代性的孝行。上述观点和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子女外出行为对老年人家庭养老子系统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子女外出行为削弱了面对面的养老支持，而强化了不受时空限制的养老支持，也强化了替代性的孝行方式。
在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形式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中，当前研究指出老年人数字融入的重要表现是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使用行为，且其影响因素能够划分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三个维度。在个体特征层面，相关研究指出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退休单位、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状况等因素，对老年人互联网使用动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关系；在家庭特征层面，主要论证了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同住人员类型、子女数量和子女支持等对老年人数字融入和数字鸿沟的影响作用；在社会特征层面，则重点分析了社会交往、社会支持、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参与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作用。
综上，当前研究已经围绕“子女外出与老年人代际支持”“家庭养老”“老年人数字融入”等相关主题展开了充分论证，但对“子女外出比”“不在场”及其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有鉴于此，本文通过采用“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提供的具有全国代表性、权威性的大样本数据，以“不在场”反哺途径为切入点，重新审视子女外出比与老年人数字融入间的影响关系，重点考察人口流动背景下养老资源支持的新变化及其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在指标选取中，区别于已往文献对“是否有子女外出”和“家庭养老子系统”的重点关注，选择以“子女外出比”更为精确地表示家庭内部子女外出的具体情况和占比情况，反映家庭养老资源总量和地域分布状况；以“不在场”反哺途径更为创新性地表示外出子女在养老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和新表现，提出与原有家庭养老支持系统相对应的新型代际支持方式，并进一步探究上述变量间的量化关系。第二，在理论上，完善异地代际支持和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理论体系，在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得出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效应；以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等“不在场”反哺途径为研究要点，阐释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内在影响机制。第三，在实践中，为政府制定和推行更具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政策和数字社会建设策略，提供实证性参考和建设性意见。
“空巢”和“留守”的根源在于人口流动，表现在于子女缺位，结果在于家庭养老模式的变化。人口流动致使代际空间距离不断拉大，代际支持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也不断增加，“侍奉在侧”式的家庭代际支持方式变得不再现实。外出子女作为理性人，要想履行养老责任，必须根据所处情境选择合适的养老策略，借助突破空间地域限制的“不在场”反哺途径，达到“近在身边”的养老效果。结合既有研究现状，本文提出子女外出比、“不在场”反哺途径和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研究框架。
首先，子女外出比与老年人数字融入。伴随着数字技术与日常生活的全方面交融，网络资源为人们提供了获取外界信息、享受生活便利、拓展社会交往和开展娱乐休闲等方面的极大便利，尤其对于有子女外出的老年人而言，步入老年阶段，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发生了巨大变化，既担心因身体和身份上的变化，导致与社会的脱节，又害怕因子女长期远离自己，成为社会和家庭的负担，继而产生强烈失落感、孤独感和紧张感。在身心素养和社会身份变化的双重影响下，有子女外出的老年人更容易将互联网资源作为其生活的“新拐杖”，通过使用互联网资源的各项便捷功能，不断获取社会资源支持和情感支持，减少子女缺位带来的生活不便，并缓解对外出子女的思念之情。据此提出假设1。
假设1：子女外出比能够正向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
其次，“不在场”反哺途径在子女外出比与老年人数字融入间的中介作用。虽然家庭养老已经具有重点考察的维度，但其形式会随着社会、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子女外出预示着家庭养老系统的重要变化，弱化了传统意义上“面对面”的代际支持方式，而强化了不受空间限制的“不在场”代际支持方式，并进一步影响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进程。具体而言，子代经济支持为老年人数字融入提供智能设备和互联设备的必要性支出，提升老年人触网的概率。异地情感联系需求助推老年人主动使用网络交流功能，以其为交流载体积极建立起子代和父代间的线上联系，通过满足代际间情感交流的实际需求，增强老年人互联网使用的兴趣和动机。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以其聚集性和交往性特质，为老年人提供了数字技能学习和数字素养提升的有利条件，在同辈群体频繁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及其他互动性实践活动中，不断调动起其数字融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此提出假设2。
假设2：子女外出比能够通过影响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等中介变量，进一步正向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
最后，子女外出比对不同特征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也存在异质性影响作用。性别、年龄和居住地能够对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产生影响的结论，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基于此，在异质性分析中，进一步探究子女外出比对不同性别、年龄段和居住地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作用。据此提出假设3。
假设3：子女外出比能够对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地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表现产生异质化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将子女外出视为家庭代际支持方式和资源选择差异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等在内的“不在场”反哺途径，对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的影响效果，并以此构建起本文的研究框架图（见图1）。
图1 研究框架图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说明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民政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联合开展的“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以下简称为“五调”）。该调查是面向居住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的全国性调查。调查范围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查样本规模为12.76万人（总抽样比约为0.5‰），抽样在省级层面具有代表性，经统计技术处理获得全国代表性。结合本研究的核心主题为子女外出比、“不在场”反哺途径与老年人数字融入间的影响关系，在样本筛选时保留至少有一个子女外出的老年人，并剔除样本中的异常值和缺失值，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1671个。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关注的被解释变量包含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使用两个维度，其中互联网使用又包括网络交流功能使用、网络娱乐功能使用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三个子变量。互联网接入来源于问卷题项“您上网吗”，对原始变量进行重新编码，生成一个新的二分类变量：将“偶尔”和“经常”合并为“上网”，赋值为1，将“从不上网”赋值为0。网络交流功能、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来源于问卷多选题项“您会使用智能手机做以下哪些事情”，通过对原始变量重新编码，生成三个二分类变量。一是网络交流功能，对应网络聊天（微信、QQ）原始选项，将“选择”赋值为1，“未选择”赋值为0；二是网络娱乐功能，对应看新闻、看视频、看娱乐讯息原始选项，将“选择”赋值为1，“未选择”赋值为0；三是网络交易功能，若选择电子支付（微信、支付宝、网银支付）、网上缴费（水、电、燃气、手机话费等）、使用网约车软件、预约挂号就诊、网络购票（火车票、机票等）等题项中的任何一项或多项，则赋值为1，否则为0。
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子女外出比，与既有文献对“是否有子女外出”变量的关注不同，“子女外出比”能够以比值形式反映出家庭子女外出的总体状况和养老资源的分布状况，其来源于原始问题“请问您现在有几个子女”和“您的子女中，在外地（指不在本市/县）有几个人”，计算方式为外出子女数量占子女总数的比重。
本研究关注的中介变量“不在场”反哺途径包括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分别对应家庭养老支持子系统的经济支持、情感慰藉和生活照料。子代经济支持来源于问卷题项“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们给的钱（含实物）”，参照其样本数值的分布范围，将“小于等于1000元”定义为“低水平”经济支持，并赋值为0，将“大于1000元”定义为“高水平”经济支持，并赋值为1。异地情感联系来源于题项“外地子女与您经常联系吗”，将“不联系”及“每年”合并为“不经常”，赋值为0，将“每月”“每周”和“每天”合并为“经常”，并赋值为1。社会养老服务利用来源于“医疗护理机构人员（上门服务）”“养老机构人员（上门服务）”和“您现在对以下社区（村）养老服务项目的利用情况”，若选择其中任何一项或多项，则赋值为1，若无选择，则赋值为0。
此外，由于子女外出比与老年人数字融入间关系还受到其他变量的共同影响，因此，在已有文献基础上，选取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经济层面的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个体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婚姻状况和同居状况，经济特征包括离退休单位和自评经济状况。样本变量的详细设定说明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研究方法
第一，根据被解释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特点，采用Probit模型构建基准回归模型，估计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第二，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由于被解释变量老年人数字融入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容易产生遗漏变量等偏误问题，导致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内生性检验，同时，还需采用替换模型和改变样本容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增强估计结果的可信度。第三，进行机制分析，分别以“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社会养老服务利用”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上述变量在子女外出比和老年人数字融入间的中介作用。第四，进行异质性分析。按照性别、年龄和居住地，将老年人划分为不同特征的样本群组，探究子女外出比对不同群体特质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差异化影响作用。
表1 变量设定及描述性统计
（一）基准模型
本文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及经济特征等因素，并分别以互联网接入、网络交流功能、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了4个基准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关系看，在模型1中，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237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子女外出比越高，越能显著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概率。在模型2至模型4中，子女外出比对网络交流功能、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8、0.098和0.196，且都在１％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网络各项功能的使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子女外出比越高，老年人越有概率使用互联网。进一步地，通过横向对比核心解释变量对四个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回归系数发现，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网络交易功能和网络交流功能，最后是网络娱乐功能。
从控制变量的影响关系看，女性互联网接入、网络交流功能和网络娱乐功能使用的概率显著高于男性，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的概率显著低于男性。老年人年龄越高，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概率越低；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表现出更积极的数字融入表现，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概率均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同样地，文化程度越高、健康状况越好、有配偶、有离退休单位和自评经济状况越好的老年人，越倾向于接入并使用互联网。在上述因素中，又以文化程度和离退休单位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作用最大，究其原因在于文化程度更高和有离退休单位的老年人接触互联网技术媒介的机会更多，需求更多元，且其数字基础素养、数字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也更强，因此可以更好跟进并融入当下的数字化时代。
表2 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内生性问题与工具变量回归
为了增强估计的科学性与准确性，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对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避免选择性偏差导致的变量遗漏问题，选取地区层面老年人子女外出率作为工具变量，选择原因在于：一是满足相关性要求，地区层面老年人子女外出率与家庭层面子女外出比高度相关；二是满足外生性要求，地区层面老年人子女外出率作为地区层面的客观指标，通常情况下难以对老年人个体层面的数字融入决策产生影响，符合选取标准。在此基础上，对工具变量进行处理，按照所属村／居委会进行编码和分类，计算出老年人所在村或居委会的子女外出率，以此表示地区层面的子女外出率。以老年人互联网接入为例，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后，子女外出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第一阶段F值为2835.15，高于弱工具变量判断的临界值（临界值为10），该结果说明本研究选取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高度相关，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也进一步证明了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显著性影响作用。同样地，按照上述步骤，研究又得出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网络交流功能、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此处限于篇幅未展示。上述结论皆验证了假设一。
表３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注：已控制相关控制变量并加入省份虚拟变量（下表同）。
（三）稳健性分析
第一，替换模型法。为增强结果的稳健性和准确性，以Logit模型替换Probit模型，探究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4，在模型1至模型4中，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互联网使用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所得结果与前文估计结果相一致，说明在替换模型后，回归模型结果仍然稳健。
第二，改变样本容量法。年龄是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的重要因素，相较于高龄老年人，低龄和中龄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更高。研究通过剔除高龄老年人数据改变样本容量，探究子女外出比对低龄和中龄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在剔除部分样本后，所得结果还是与前文估计结果相一致，说明在改变样本容量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上述结论再次验证了假设一。
表4 替换模型法
表5 改变样本容量法
（四）机制分析
子女外出比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的？基于前述理论分析，研究提出，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是通过代际反哺途径实现的。尽管子女外出减少了代际间面对面的现实陪伴和互动交流，但这种现实支持的缺位，却能够借助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等“不在场”反哺途径予以弥补，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增强了老年人数字融入的需求，加速老年人的数字融入进程。
1.子代经济支持
外出子女会通过汇款或实物支持等形式，增加其对老年人经济支持的收入效应，而经济收入是老年人开展有偿互联网资源拥有和使用的必要前提。研究认为，子代经济支持在子女外出比和老年人数字融入间具有中介作用。根据中介效应三步法，第一步是检验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总效应，第二步是检验子女外出比对子代经济支持的效应，第三步是检验子女外出比和子代经济支持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共同效应，估计结果见表6，模型1至模型5表明子代经济支持在子女外出比和老年人数字融入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子女外出比对子代经济支持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198，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子女外出比越高，老年人获得的子代经济支持越多。子代经济支持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网络交流功能、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8、0.169、0.192和0.161，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子代经济支持水平越高，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大，且在上述因素中，子代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流功能使用的影响最大。
2.异地情感联系
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现代通讯技术使得外出子女与老年人间的通讯联系更加高效、便捷和低成本，能够极大跨越代际间的空间阻隔，拉近代际间的情感距离。外出子女能够借助网络交流功能，尤其是微信视频和语音功能等，随时随地了解父母近况、输出情感和传达信息等。基于此，研究进一步探究异地情感联系在子女外出比和老年人数字融入间的中介作用，估计结果见表6，模型6至模型10表明，异地情感联系在子女外出比和老年人数字融入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子女外出比对异地情感联系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091，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子女外出比越高，代际间异地情感联系越多。异地情感联系对互联网接入、网络交流功能、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24、0.342、0.282和0.201，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异地情感联系越频繁，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大，且在上述因素中，异地情感联系对老年人网络交流功能使用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互联网接入，最后是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该结论与现实情况相符，即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使用微信语音、在线视频等通讯工具，与不在身边的子女随时随地“场景式”地进行交流和沟通，分享喜怒哀乐。
3.社会养老服务利用
由于空间距离的客观存在，外出子女无法随时探望和照料父母。为缓解异地代际支持的现实困境，外出子女更愿意鼓励和帮助老年人充分利用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参与和体验具有聚集性和交往性的社会活动，不断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并助推老年人加速融入和适应数字社会。为此，研究分析社会养老服务利用在子女外出比和老年人数字融入间的中介作用，估计结果见表6，模型11至模型15表明，社会养老服务利用在子女外出比和老年人数字融入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子女外出比对社会养老服务利用影响的回归系数为0.258，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子女外出比越高，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的概率就越大。社会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网络交流功能、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55、0.292、0.324和0.345，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通过利用社会养老服务资源，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概率有所提升，且影响最大的是网络交易功能，其次是网络娱乐功能，最后是网络交流功能和互联网接入。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等“不在场”反哺途径，都是正向影响子女外出比与老年人数字融入间关系的重要中介变量，同时，上述“不在场”反哺途径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行为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该结果充分验证了假设二。
表6 中介机制分析
（五）异质性分析
以性别、年龄和居住地为分组变量开展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7，模型1至模型4对应子女外出比对不同性别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子女外出比对男性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网络交流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显著高于女性老年人，而对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显著低于女性老年人。模型5至模型8对应子女外出比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子女外出比对低龄老年人数字融入影响的回归系数最小，而对中龄、高龄老年人数字融入影响的回归系数更大。模型9至模型12对应子女外出比对不同居住地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子女外出比对农村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网络交流功能使用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但对于网络娱乐功能和网络交易功能的影响却不显著。相较之，子女外出比对城市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更大，城市老年人更倾向于接入互联网，并使用多元化的网络功能，数字融入更为全面且程度更深。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三。
表7 异质性分析
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减缓了子女外出与子女行孝间的矛盾，一方面，子女外出是拓展自身发展能力和发展空间的重要选择，能够增强子代行孝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对于动摇传统孝道的空间基础，在社会层面和技术层面逐步出现了缓和甚至克服的补偿性方案，即外出子女借助“不在场”反哺途径，不断推动家庭养老由“侍奉在侧”型向“成就安心”和“异地保障”型转变。以此为逻辑起点，本文综合运用基准回归分析、机制分析、异质性分析、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作用，研究结论及建议如下。
（一）研究结论
第一，子女外出比越高，老年人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概率越高，数字融入表现越积极。其中，子女外出比对老年人互联网接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网络交易功能使用，最后是网络交流功能和网络娱乐功能使用。
第二，子女外出比通过影响子代经济支持、异地情感联系和社会养老服务利用，提升老年人互联网接入和使用的概率。在子女外出比与中介变量的影响关系中，子女外出比对社会养老服务利用影响的回归系数最大，子代经济支持次之，异地情感联系影响最小。在中介变量与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关系中，社会养老服务利用对老年人网络交易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最大，子代经济支持对网络娱乐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最大，异地情感联系对网络交流功能使用影响的回归系数最大。
第三，子女外出比对不同特质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具有异质性影响作用。其一，由于社会角色与期望、性格特质与发展需求的差异，子女外出比对不同性别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存在差异化表现，其中影响差异最为明显的是网络交易功能使用，可能原因在于，女性老年人往往承担更多家庭责任，更倾向于借助网络交易功能开展日常购物等支付性活动。其二，尽管已往研究表明，年龄越高，老年人数字融入进程越缓慢，但年龄的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子女外出比对高龄老年人数字融入的影响更大，可能原因是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退化，生活自理能力变差，由此迫使其养老需求弹性不断降低并逐步转变为刚性需求，对子女的人身、情感和物质依赖需求更迫切强烈。倘若子女外出，这部分老年人会更多通过借助互联网资源或社会养老服务资源等，满足其日常生活开展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无法时刻陪伴在老年人身边的外出子女也会主动寻求“不在场”反哺途径达到“在场”的目的。其三，在不同居住地的老年人中，子女外出比越高，居住在城市的老年人会更加倾向于接入并使用互联网，这一方面说明城市老年人对网络功能使用的需求更加多元，数字融入程度更深，另一方面也说明其外出子女更倾向于采用多元化“不在场”反哺途径，支持并鼓励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社会。
（二）研究建议
第一，重视和运用多元化的“不在场”反哺途径。在观念上，外出子女应认识到“不在场”反哺途径对家庭养老的重要作用，代际关系已不再囿于传统时空观念中“在场”与“缺场”概念的限制，跨时空的代际支持将发展为一种全新的养老责任，将成为外出子女行孝能力评价的一项重要标准。但还需注意的是，“不在场”反哺更多是对“在场”养老模式的功能性补充，而非完全替代的关系，外出子女还应坚持“在场”反哺和“不在场”反哺并举的孝亲方式，坚持“常回家看看”；在行动上，外出子女应主动利用社会资源和技术资源，加强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情感联系和生活照料，在实证结果指明异地情感联系较为缺失的情况下，外出子女需要特别重视对老年人情绪价值的提供，应充分利用微信语音和视频等“新时代家书方式”，主动向父母分享自身近况，及时向父母报平安，增强与老年人的情感沟通，提升老年人孝顺期待水平，以此缓解子女不在身边所带给老年人的孤单感、失落感和不安全感。
第二，以数字技术赋能“不在场”反哺途径。在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数字技术赋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不断以“智慧养老”服务突破传统养老资源对空间地域的限制，助力不同养老场景下老有所依和老有所乐的实现。一是推进智慧居家养老。推广智能化家居、智能化服务和智慧健康产品，以智能化家居和智慧健康产品，帮助居家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体验到优质服务；以智能化服务和上门服务，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医疗服务以及精神慰藉等专业化和定制化服务，有效缓解子女不在身边的养老困境。二是推进智慧社区养老。鼓励和引导社区设立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和社区养老综合服务平台，以“社区＋企业”合作模式，不断整合周边的医疗、家政、餐饮等资源，向老年人提供一站式高质量服务。三是推进智慧机构养老。将智能化管理系统引入养老机构，并配置老年人生活照料、安全保障、康复护理、健康管理、医疗卫生、远程保障和活动预警等智能化设备，逐步实现对老年人的精细化管理和专业化服务。
第三，加速推进老年人积极融入数字社会。老年人数字融入既是外出子女更好履行养老责任的前提，又是代际资源加速转化的结果。由“数字鸿沟”向“数字红利”的转变，亟待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友好型社会。首先，党和政府应将数字强国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有机统筹结合，为数字化精准赋能老龄化提供顶层设计，向数字薄弱地带和数字边缘群体提供数字接入和使用的政策性扶持，包括全面提升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电子设备配置和网络接入的覆盖范围，深入下沉数字技术基础资源，开展数字技术相关业务的精准降费和入户指导等。其次，相关企业精准识别老年人数字需求，并精确供给数字适老化产品。围绕老年人发展需求最迫切的三大领域——健康、社交、公共服务，从设备构造、功能优先、语音识别、远程操作、价位规定等，对老年人智能设备和智能应用开展研发、设计、评测和推广等一系列活动，深入开发并优化布局“健康咨询”“预约就诊”“亲友联系”和“家人代付”等老年专用软件和功能板块，持续推出“老年模式”“长辈模式”和“关怀模式”等老年专用界面，以更易用、更安全、更精细和更适配的智能产品，吸引更多老年家庭和外出子女家庭采纳并使用。再次，老年人数字融入离不开社会和家庭的关怀和帮助。老年人数字融入既要“加速度”，更要“增温度”，在社会中加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氛围建设，逐步引导社会民众积极看待个体衰老和社会老龄化。在家庭中子女持续向老年人提供器物反哺、技术反哺和素养反哺，支持老年人积极拥抱数字社会，提升老年人的数字生活质量与尊严。最后，老年人自身数字素养和数字自信的提升，是其融入数字社会的关键所在。老年人应树立积极老龄观，勇敢面向智慧、面向数字、面向未来，借助自主学习、互助学习和代际学习等多元化数字学习方式，充分利用各种数字学习资源，逐步提升其基础性数字素养和综合性数字素养，并在智能交流、智慧出行、线上医疗、掌上金融和手机购物等高频生活场景中逐步应用所学的数字技能，真正享受到数字社会带来的发展红利。
本文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重点改进和深入研究，由于调查问卷题项中尚未涉及父代数字融入的主观意愿，也未涉及子代技能反哺等变量，因此，研究未考虑父代接入和使用互联网的意愿和态度，也尚未探讨技能反哺等变量的影响作用。同时，围绕核心研究主题，研究侧重于从子代对父代的代际支持视角展开论证，对于双向代际支持的选择较为局限。未来研究会搜集并整理更详尽的数据，并借助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深入探析外出子女与父代间双向代际支持关系对老年人数字融入表现的影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