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约29697万人，占总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人口数已经达到21676万人，老年抚养比为22.5%，这标志着我国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同时，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显示，到2050年我国80岁以上老人数量将会是现在的两倍，也说明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长寿时代。长寿时代是21世纪全球必须面对的新社会形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长寿时代的一个主要标志即为更长的预期寿命，2021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2岁，达到了世界较发达国家水平。伴随老龄化与长寿时代的到来，健康老龄化正在成为社会政策、民生保障等领域的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从人口学角度来看，人口健康是指在一定的人口群体内部或群体之间，通过科学地收集、分析健康或疾病指标及其在人群中的分布，解释人口健康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时间、地点和生命周期对这种复杂性的影响。相较于对老年人自评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相关研究的丰硕成果，学界对主观预期寿命这一健康指标的关注相对较少，少有的关于主观预期寿命的研究，其目光也主要限于经济方面和健康方面的讨论。老年人的主观预期寿命作为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年人身心健康、主动健康能力和社会环境的集中体现，是衡量健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并且，群体的主观预期寿命作为一种对未来时间的概率预测，是在制定退休和养老相关政策时的核心指标，尤其是在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当下，研究老年人的主观预期寿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老年人口内部存在着经济不平等现象，社会经济地位差距较为明显。而社交活动即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的一条重要路径，其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有更高的社交活跃度，而社交活动又会反作用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为探寻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并探讨不同群体间这种影响的差异。在证实影响存在且结果稳健的基础上，选取中介变量验证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机制。
由于各地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水平发展不同，目前学界对老年人口的社交活动的界定众说纷纭，在研究中一般将老年人口的社交活动作为老年人外向型社会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或者直接将老年人社会参与狭义地定义为社交活动。国外学者Akehsan将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别，分别为正式社交活动（例如宗教活动，老年人社团及俱乐部）、非正式社交活动（例如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休闲娱乐活动）和在线社交活动。Kalina的研究在其基础上，认为个人的单独活动（例如阅读）也可以纳入社交活动的范畴，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学者Jason从心理学机制将老年人社会活动的参与动机进行了四分类，分别是社交型、怡情型、学习型和康体型，不同的社会参与类别会分别满足老年人享受、放松、追求刺激和获取归属感的心理需求，凸显了社交活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重要影响。Deleted观察到了自2004年以来，体育活动和休闲娱乐活动在老年人社交活动的比重逐渐上升，且该类社交活动能够明显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整体的健康状况。由于中国社交活动的特殊性，国外的社交活动分类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的社交活动研究。中国学者在定义社交活动或社会参与时内涵与外延都较为宽泛。邬沧萍、王高等认为老年人无论以何种形式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均属于社会参与活动，老年人的社交活动与社会参与的基本含义就是老年人不脱离社会，积极参与融入社会，与社会保持联系，在参与中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整合。杨雪、王瑜龙将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定义为老年人通过自身对各种角色的扮演和介入，通过各种日常生产和生活形式，在个人、社会等各个层面实现交流沟通和资源共享，满足各方需要，同时实现自身价值的一种行为模式，其应该包括有益于社会及老年人自身发展的各项活动。王娟等通过对CHARLS问卷中的社交活动模块相关变量进行潜在类别分析，根据潜在类别结果将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大致划分为了三类，工作型、家庭型和休闲娱乐型，并分析了不同社会参与模式的老年人健康效应。更多的学者就家庭社会参与、个人单独活动等是否属于社交活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的社交活动主要指老年人的休闲娱乐型社交活动及社交型社交活动，这两种社交活动类型对老年人健康影响程度较大，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主观预期寿命（Subjective life expectancy，SLE）即对个人所感知的剩余寿命的量化，其结果可以代表个人期望活到某个年龄的概率，为个体提供个性化的时间框架，作为分配工作、休闲和财务计划的指南。考虑到对寿命的主观评估在涉及个体前瞻性行为各领域中的重要作用，学者们开始对主观预期寿命进行独立的研究。根据以往的研究，主观预期寿命的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差异性，主观预期寿命往往与实际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存在差异，且个体之间差异较大；不稳定性是指主观预期寿命指标会受到多重因素的扰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可干预性是指主观预期寿命是一个可以改变的心理过程，通过外界的刺激而产生方向性影响。一般而言，主观预期寿命会受到个人/遗传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以及健康因素的影响。
由于国外在主观预期寿命的研究起步较早，探究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国外。Heli发现参与社交活动与老年人健康状况和老化态度相关，表明参与社交活动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潜在的预期寿命产生积极影响。Jong-Cheol通过对韩国农村老年人的研究发现，社交活动会对老年人的主观生活态度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提高生活满意度和期望，参与社交活动可显著改善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和主观预期寿命。Maine在其研究中强调了社交关系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健康，增强情绪健康且改善认知功能，这均有助于延长主观预期寿命。相反，社交隔离会带来健康风险，包括认知能力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老年人社交活动的相关研究成果丰厚，且其身心健康效应和对健康影响机制在学界和实践中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为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也为本文研究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并探寻其理论机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在以往关于老年人健康的研究中，主观预期寿命这一指标并不受重视，尤其是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仅有的研究也多是从综述、影响因素，或者从医学角度对主观预期寿命进行研究，从社交活动视角出发探讨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研究还比较少。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首先，研究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有助于从现实阐释老年健康问题的复杂性，用以丰富健康老龄化的理论研究成果；其次，本文选取的主观预期寿命指标在国内老年健康领域较少关注，为研究老年健康增添了新维度；最后，除基准回归外，本文还进行了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以确保其结果可信，并尝试通过链式平行中介探究其具体的影响路径，识别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间的中介效应。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20）。该调查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针对中国中老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其采用多阶段等概率的抽样方法，分别通过县级抽样、村居抽样、家户抽样和个人抽样四个阶段抽取收集了代表我国45周岁及以上中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是具有全国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调查。本文采用的是2020年截面数据，结合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研究的需要，以及9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样本数据的局限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筛选，选取60岁至89岁的老年个体作为研究样本，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样本，最后共得到有效样本7678个。
（二）变量选取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主要由CHARLS数据库中问题DA029，即“询问被访者活到特定目标年龄的可能性”。本文参考了主观预期寿命李克特量表（SLE）的使用说明和已有文献做法，将可能性分为“几乎不可能”“不太可能”“有可能”“很可能”“简直一定”五个等级类别，并将其分别赋值为1-5。
解释变量“社交活动”是根据2020年问卷设置的问题DA038“过去一个月是否进行了下列社交活动？（可多选）”进行统计和测算的。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变量、健康变量和社会保障变量。人口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籍状况等。健康变量主要包含身体虚弱指数、心理虚弱指数和是否饮酒三个方面。为反映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本文选取了25个身体健康状况指标构建老年人身体虚弱指数，包括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6项，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IADL）6项，以及13个慢性病指标，将所有问题加和除以总分25得到的数值即为老年人的身体虚弱指数，取值范围是0—1。为反映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选取了32个心理健康状况指标用于构建心理虚弱指数，具体包括老年人的抑郁程度，根据问卷中抑郁量表CESD的各项得分而定，包括8个负向问题和2个正向问题；将老年人情景记忆能力0—10分与心智状况0—11分合成为老年人认知功能0—21分，再分别赋值为1—5分；一个慢性病问题，将所有问题加和除以总分16得到的数值即为老年人的心理虚弱指数，取值范围是0—1。社会保障变量主要包括是否有养老保险以及是否有医疗保险等。具体变量设置及样本描述见表1。
表1 变量设置及样本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按照李克特（1932）提出的标准，均值超过2.5则视为态度相对积极和乐观。根据表2的结果显示，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均值为2.8677，因此我国老年人的整体主观预期寿命是偏乐观的。
从表2可以发现我国老年人口社交活动水平整体呈现低活跃型的特征且社交形式比较单一。从社交项数看，平时几乎没有社交活动的老年人样本，即社交项目数为零项的样本占总样本量的比例为53.72%；社交项数为一项的样本占比为29.08%。也就是说社交项数为零项和一项的老年样本比例更大。
根据表2所示的人口变量，从性别变量来看，本研究所筛选出的样本中男性和女性比例相同。从年龄段来看，本研究低龄老年人所占比例较高，60—69岁的样本占总样本比例为61.67%。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老年样本数量占多数。从教育程度来看，本研究所筛选的老年样本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从户籍状况来看，户籍为农村的老年人口样本占绝大多数，所占比例达到62.18%。根据表2所示的健康变量，从身体虚弱指数来看，身体虚弱指数的均值为0.1529，即大部分的老年样本身体功能较健全，日常生活受到身体功能障碍的不利影响较小。从心理虚弱指数看，心理虚弱指数的均值为0.4530，即大部分的老年人心理较为健康，生活比较愉快。从是否饮酒来看，大部分的老年人都不饮酒。根据表2所示的社会保障变量，从养老保险来看，本研究的老年样本有养老保险的占比87.68%。从医疗保险来看，本研究的老年样本有医疗保险的占比95.36%。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首先就老年人社交活动对其主观预期寿命的直接影响进行OLS回归分析，然后通过敏感性分析监测原模型遗漏变量问题的程度，以确保原模型假设成立，最后通过广义结构方程构建多重链式平行中介模型探寻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之间的影响机制。
表3 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影响的OLS回归结果及异质性分析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0。
图1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影响的回归图
图2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影响的性质异质性分析回归图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因变量（被解释变量）属于连续性变量，所以首先选用OLS回归进行分析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并使用可视化工具进行结果绘图。且根据文献回顾与现实情况，不同性别的老年人社交活动对其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由此，本文在基准回归汇报全样本回归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细分性别进行了分样本回归。
首先，基准回归及分性别回归结果显示，社交活动与老年人的主观预期寿命呈现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社交活动数量的增加显著改善了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具体而言，根据基准回归模型，社交活动每多一分，则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改善0.073分。从分样本结果来看，相较于男性样本，女性的主观预期寿命受社交活动影响更大，这与Y.Honma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社交活动带来的价值感会显著改善老年女性的预期寿命，这可能与女性老年人相较于男性老年人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以及照料孙子女的任务相关，因此女性老年人更应该积极参与到社交活动中。
其次，由于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及其主观预期寿命是生命历程积累后的体现，模型无法完全覆盖其影响因素，可能会带来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选用敏感性分析来解决之一内生性问题，用以回答遗漏变量需要达到多强才能推翻上文的研究结果，以及在最坏情况下（遗漏变量解释变量所有剩余方差），之前的研究结果稳健性如何，除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社交活动外，由于学历对个人的生命历程影响较大，本文还选取学历作为敏感性分析的对比变量，用以验证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4 无对比变量敏感性分析结果
表5 学历对比变量敏感性分析结果
图3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影响的敏感性分析等值线图
图4 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影响的敏感性分析统计量图
从敏感性回归结果来看，选取的对比变量的R2yz.dx值以及R2dz.x均小于核心解释变量的RV_q值，这意味着只要遗漏变量强度小于学历，之前的回归结果就是有效的。从系数β等值线图可以看出，红线值β=0，四个数值点分别指不加入遗漏变量、加入学历相同强度遗漏变量，加入学历2倍强度的遗漏变量、加入学历3倍强度的遗漏变量的情况。四个数值点的小括号中汇报了其对应计量模型的回归系数值，可以观察到均大于0，即四个数值点均位于红线左侧。这意味着即使加入学历3倍强度的遗漏变量，也不会使得原估计系数由正转负。从t统计量等值线图可以看出，红线为1.96（95%置信区间临界值），四个数值点意义与上图相同，可以观察到四个点均在红线左侧，这意味着即便加入学历3倍强度的遗漏变量，也不会使得原估计系数由显著变为不显著。由以上敏感性分析结果可知，本文由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之前基准回归的结果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有效的。
最后，为了探究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机制，选择使用广义结构方程构建链式平行中介模型来验证中介影响机制是否存在。通过前文的研究可知，主观预期寿命这一指标受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较大，是一种综合反映老年人健康的指标，而社交活动会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产生直接且显著的影响，因此本文假设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合适的中介变量。除此之外，饮酒是中国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社交习惯，具有降低社交焦虑，建立联系和情感表达的重要作用，并且，适量饮酒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善老年人的情绪，因此，本文选用是否饮酒这一变量构建老年人生活习惯的中介变量。且上述三个变量均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在文献回顾和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将使用广义结构方程分别构建两条平行中介路径，一条为社交活动→心理健康（心理虚弱指数）→身体健康（身体虚弱指数）→主观预期寿命的链式中介路径，一条为社交活动→生活习惯→主观预期寿命的单一中介路径。
表6 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0。
从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结果来看，社交活动对老年人的主观预期寿命有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总效应中占据着主要作用，但是其间接效应结果也均为显著，不可忽视。社交活动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最重要的一条影响路径即为心理健康，社交活动带来的价值感、意义感与归属感对于改善老年人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带来的积极情绪也会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产生正向的影响。社交活动，尤其是外向型的社交活动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正向的影响，进而可以改善老年人的主观预期寿命。虽然饮酒会影响个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其代表的外向型生活习惯也能有着改善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作用。
本文使用Harmonized CHARLS2020年数据，分析了老年人的社交活动对其主观预期寿命的影响，主要得到了以下几个研究结论：第一，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的强度会显著影响其主观预期寿命，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越积极，其主观预期寿命表现越好。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证实了老年人社交活动参与对其主观预期寿命的提振作用较为明显。第二，在性别异质性检验中，我们发现，相对于男性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参与社交活动对于自身的主观预期寿命提升更为明显，这可能与女性老年人相较于男性老年人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以及照料孙子女的任务相关，因此女性老年人更应该积极参与到社交活动中。第三，在老年人社交活动对主观预期寿命的中介效应分析中，我们发现，社交活动参与对主观预期寿命的直接影响占比最大；在间接效应中，社交活动通过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进而影响其主观预期寿命的路径，占比最大，这也说明了社交活动参与对于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大有裨益。同时，以身体健康、健康行为以及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的路径，我们可以认为存在中介效应。社交活动对外向型生活习惯的影响也会对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产生积极的影响。
主观预期寿命是社会形塑的结果，作为老年人健康的自我预测感知，以及作为一种可行的心理机制，可以解释老年人适应健康挑战的过程。在个体的实践建构层面，主观预期寿命嵌入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以获得社会塑造的内容。近年来，国家着力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到2035年老年友好型社会总体建成。规划强调要准确把握人口发展大趋势和老龄化规律，抓住重要窗口期，强化统筹，多措并举，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老年友好型社会，推动形成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格局。本文对于老年人主观预期寿命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政策工具提供如下实证依据。
第一，着力促进中国老年人群的社交活动参与，老年人应该从自身的实际状况出发，发挥主动性，积极参与多类别的社交活动，这对于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以及老年人自身的价值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第二，基层政府与各类社区要形成合力，依托已有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成果，对于老年人参与较为广泛的社交活动予以支持，更多地举办针对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活动，建设社区老年人休闲娱乐场所设施和运动健身器械，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社交活动需求。对于经济条件不好的农村地区，则可考虑优先发展“互助养老”，老人互助可以解决基本的生活照料问题，也能相互给予精神慰藉。第三，不仅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更要着重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帮助老年人融入社会，将老年教育纳入终身教育体系，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和学习发展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以促进老年人形成乐观的主观预期寿命。第四，倡导全社会形成良好的年龄平等风气，帮助老年人树立积极客观的主观预期寿命的年龄观。为进一步推进渐进式退休政策及其他应对老龄化措施打好思想基础。增进老年人的主观福祉与年龄观念，推动全面建成老年友好型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