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相较于城市具有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技术水平低、精英人才稀缺、人口“空心化”、信息化建设不足、交通不发达、居民风险意识弱、传统文化吸引力降低等劣势，长期面临治理任务大、治理效果不佳的情况，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型社会发展驱动力量，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带来新动能，也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新时代背景下研究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显得非常必要且迫切。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强调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系统论述，学界对此高度关注，推出很多研究成果。内涵与特征方面，学者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显著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力适应社会发展阶段所出现的“新质态”，具体而言，它是新一轮科技进步、管理创新和制度变革等多重因素驱动下，兼具新质生产力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新型要素组合模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新型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劳动关系、分配关系等）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本质是创新驱动、产业深度升级、绿色发展、高效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构建高水平新发展格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高质量发展，同时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公平正义，实现人民正常的生活利益诉求。发展现状方面，学界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计量评价，结果表明发展态势良好，但区域差异很大，并且受多元因素影响出现“马太效应”，这种发展态势显然对国家高质量发展非常不利；但也有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发达区域由于政策支持和要素投入增加原因，新质生产力发展速度较快，“追赶效应”显著，区域差异具有缩小趋势。对策建议方面，学界认为应该健全和优化体系、开展互助合作、建设人才高地、创新经济收入制度等。以上理论探讨为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各个地区应依据发展趋势和国家需要，因地制宜，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实现。
乡村是人类居住的主要空间，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随着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因此没有高水平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就没有乡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内涵，包括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前者强调要建立完善的制度规则体系，后者强调各级各类治理方式治理能力的提升，涉及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治理模式等方面。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经历了传统皇权士绅宗族主导治理、晚清民国时期的政党精英共治模式、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初期的人民公社制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后的政社分开与“乡政村治”模式以及目前的政党嵌入集成治理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整体看成效还不理想。近年，学界从新质生产力角度研究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一是耦合机理。有学者认为这有助于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蕴含的经济发展基本原理，有助于推进城乡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实现。有学者认为运行机理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得到发展，由此推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农村生产关系深刻变革，从而使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发生重大转型。二是探讨面临的各类现实问题，提供进一步推进的依据。有学者基于数字政府建设角度的分析，认为面临技术创新与应用、数据管理与安全、制度与政策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四个方面的挑战，原因是技术复杂、组织变革及文化层面存在阻力、人才短缺、法律法规和政策有待完善。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数字化治理面临诸多悖论与风险，具体表现为需求与实践有所脱节、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不充分、专业人才特别短缺、内源动力不受影响。有学者认为数字乡村建设是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短板，但目前存在明显的“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差距，尤其是农业产业数字化与农业数字产业化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三是基于国家政策导向、实践需要和多维视野，提出对策建议。有学者强调必须要加强新型人才团队建设、提升新质科学技术水平、促进乡村各类产业的转型与融合、进一步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有学者指出应创新传统村规民约，移风易俗，强化现代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要用科技思维和手段促使传统治理方式转型。有学者指出不同区域各有侧重点，东部沿海要侧重突出率先发展优势，不发达区域要努力强化新技术普及推广，从而缩小区域差距。其他学者则从“新基建”、生态改善、灌溉抗洪设施、食品安全及项目财务审查管理制度等方面度作出探讨。
以上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学术界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有思考，提出一些有益观点，但整体看多关注范畴的内涵解释，对价值意义和逻辑机理的论述不深入不系统，不能为实践提供很好的理论指导。基于此，本文采用逻辑分析法，重点阐释与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多维价值意蕴、内在逻辑以及实践路径，回应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需求，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支持。
（一）政治维度：有利于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和科技基础，人类社会民主政治的每一次变革，背后都有科技经济的推动作用。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后，非常形象地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在其著作《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中着力探讨了西方社会结构变迁趋势，认为“后工业社会”后技术对经济政治体系的影响非常巨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特点和优势进一步得到强化。（1）“全链条”政策实施过程得以实现。治理决策中，基层群众可以依托新型社交平台，畅通表达生产生活需求，对现有举措效果进行评价与监督，提出各类建议、提案、议案、意见，居民主体意识和地位得到强化，决策公正性和针对性提升，治理更具活力，彰显了中国民主制度的真实性，与一些国家民众只有投票权的虚假民主进一步形成鲜明对比。（2）“全方位”治理内容得以实现。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使乡村社会各个单元治理场域，关系更加紧密，治理秩序进一步平衡；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都被进一步纳入治理范围，增强了乡村治理内容的完整性和运行的协同性。（3）“全覆盖”权益保障得以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使一些缺少技能、低收入和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有更多教育培训与参与机会，在治理中处于平等地位，强化了人民参与的广泛性和获得感，进一步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特征，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他们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伟大成果，满足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二）经济维度：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而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主导，资本日益膨胀，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分化极大加剧，社会日益割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城乡居民和区域共同富裕。（1）新质生产力伴随的首先必然是生产效率提升，产品丰富，由此推动农村经济规模扩大，质量和效应提升，从而缩小城乡差距。一方面，由于使用先进数字化生产工具和仪器设备，乡村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产业结构发生转型，抗风险能力增强，居民经济收益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另一方面，由于运用信息技术和预测模型，乡村生产与市场需求精准对接，避免了以往“谷贱伤农”现象的发生，农民收益提高，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2）新技术、新知识的传播提升了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了自身人力资本竞争力，有助于增加个人收入，驱动整个乡村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进而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3）通过数字技术和信息平台，以往“中心化社会”结构的科层治理模式将转化为“以公众需求为中心”的扁平化模式，农民能更方便地参与到乡村治理中，表达自身利益需求和有益意见，使乡村治理政策更加符合实际，提升了举措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有助于实质性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4）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大批社会资本更加精准地进入乡村地区与有高增长潜力的经济领域，有助于农民实现资源共享与互助，形成共同发展的合力，实现区域和人群之间的均衡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三）社会维度：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不仅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集体主体，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只有各民族万众一心，才能汇聚力量，实现现代化强国建设。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快速发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了强大活力。（1）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使各民族乡村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经济条件改善，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这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感，民族归属感、自豪感和向心力得到显著提升，这为共同体建设奠定了情感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了磅礴的凝聚力。（2）新质生产力的应用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民主化和参与性，增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了一个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信任，强化了“共同性”，为持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文化维度：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当今社会，促进文化繁荣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而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1）数字工具的大量运用，使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更加便捷高效，工作人员可以低成本而快速地建立数据库，实现文化遗产永久性数字化保存。（2）虚拟演艺等手段的运用，提示了文旅融合水平，文化旅游与创意产业竞争力提升，新的乡村经济模式出现，增强了居民自觉保护创新乡土文化遗产的动力，实现了内源性发展。（3）依托新型数字平台，乡村居民可以更好地讲好中国乡村故事，乡村文化品牌涌现，乡村文化形象蝶变。（4）伴随外部现代设计思想和技术的进入，乡村文化产业内容、形式、模式都得到创新，文化产品效应更佳，实现了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的耦合。（5）伴随教育培训项目的实施，乡村女性群体眼界更加开阔，技能水平提升，拥有的社会资本更多，就业和收入状况显著改善，性别平等观念在乡村得到强化，现代文明在乡村得到培育和传播。
（五）生态维度：有利于美丽乡村建设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坚决不可以采取依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换经济增长的西方模式，否则将是竭泽而渔，难以为继。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任务就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新质生产力的介入使其更有成效。（1）道路、桥梁、河堤、通信等乡村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生态项目的实施，使得乡村山清水秀，自然环境质量得到有效提升。（2）乡村经济的发展使生态文明建设有了经济基础，新材料、新能源也得到更多应用，提升了乡村环保质量。（3）特色农业、智能农业、文化旅游、文化创意等新型产业得到发展，实现“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发展模式，促进了乡村产业的绿色转型，实现了乡村生态系统的整体治理，减少化肥、农膜、农药的使用，减少废水、工业烟尘等有害物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有力助推美丽乡村建设。（4）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安全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应用，生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有效开展，提升乡村生态韧性，有助于形成美好安全的乡村家园。（5）新技术新材料的使用强化了乡村居民主体性觉醒，从旁观者转化为建设者、参与者、监督者，内生动力被激发，生态意识、环保意识、节约意识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强化，公共责任和生态伦理道德提升，健康文明生活风尚和绿色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生态文明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得到优化，通过集体行动整合乡村生态治理资源，使生态治理模式具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从单一政府“权威主导”模式变为“政府推动、民众参与”治理模式，从“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化为“生活方式根源变革式”治理模式，为乡村生态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夯实了理念和行为基石。
（一）技术赋能：实现数字化转型重构工具逻辑
数字化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因此乡村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乡村治理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转变，使治理更加透明、精准、高效。（1）打破信息壁垒。一方面，数字技术和平台打破了之前传统乡村存在的信息技术“差序格局”，一些农户可以利用数字技术规避决策中的“柠檬效应”。另一方面，借助数字技术的信息共享功能，乡村构建起覆盖全要素的数据采集网络，打破了信息孤岛的壁垒。例如，通过智能传感器和移动互联网，获取农业产量、环境变化、人口流动、市场需求、消费行为、气候变化和舆情走向等信息，制定出更加合理的政策和措施，促进生产与市场的有效对接，破解了信息孤岛困境。（2）实现科学决策。以往治理的一大弊端是过于偏重历史经验，决策的主观性、随意性很强，容易误判形势甚至作出错误决策，现在依托大数据支持和智能分析手段，决策具有更有力的科学依据，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更高。（3）创新服务模式。以往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管理往往难以实现全体居民需求和供给的精准匹配，导致个别群体利益诉求无法实现，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共同富裕，现在通过大数据模型分析，政府可以及时了解民意民心民情，准确诊断出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短板”，从而“对症下药”，治理效果更佳。
（二）资本赋能：驱动要素流动变革动力逻辑
资本要素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是指用于投资、能够创造财富的各类物质资本和金融财产资源，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以及能够带来的资源支持，文化资本指的是劳动者身上体现出来的思想、职业素养、健康状况等。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它们互相影响，互相支撑，共同作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1）数字农业、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出现，乡村经济不再单一依赖传统农业，而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这些新产业创造了新的盈利空间，驱动大量经济资本向乡村地域积聚，小微企业、涉农企业和个体户等经营单位能够得到必要的金融支持，道路、桥梁、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也得以顺利推进，后续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了充足的经济资源，使乡村能更好地应对复杂的经济挑战。（2）新兴共享经济模式的出现和推广，使村民参与集体决策和经济活动的渠道更多，社会关系网络得到拓展，乡村社会资本要素规模整体得到扩大，由此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乡村治理成效也随之提升。（3）随着乡村数字化交流平台增多，专业化培训教育项目的实施，居民文化教育程度提升，文化产业经济发展，文化资本将更加丰富，乡村单纯依靠资源依赖型工业化驱动发展的模式将被改变，文化的作用日益凸显，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创新效果不断提升。（4）新技术、新平台和新思想的出现，使乡村居民通过“干中学”“学中干”有更多机会掌握和享用现代文明资源，思维视野更加开阔，人力资本竞争力更强，乡村治理能力得到整体提升。
（三）机制赋能：促进多元参与创新制度逻辑
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机制赋能通过制度创新和治理机制的优化，增强了乡村治理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从而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机制包括多元参与机制、反馈调整机制、协商决策机制、评估机制、法制保障机制、奖励机制。（1）新质生产力使之前单纯政府主导的模式得到优化，社会组织和村民有更多机会和渠道参与乡村事务，形成多元合作机制，政策成效得到彰显。（2）依托数字平台，村民可以及时表达意见和建议，反馈调整机制更加顺畅，政策能够根据社会需求和环境变化作出及时调整，乡村治理韧性得到强化。（3）通过网络议事等模式，村民可以就重大决策开展讨论，形成协商机制，达成共识，使政策的透明度、公正性、操作性、民主性得到进一步保障。（4）现代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乡村治理面临瞬息万变的局势和各类随时出现的风险事件，因此必须建构治理成效评估机制，开展风险监测预警，以未雨绸缪和化“危”为“机”，确保乡村运行有序安全。（5）法治保障机制的建立不可缺失，必须依据和完善现有法律法规，利用大数据优势对主体行为加以监督，发现和及时纠正不当行为，严格杜绝权力寻租和不当行为，有效维护村民合法权益。（6）要建立奖励机制，通过物质和精神方式对典型先进给予奖励，形成示范效应，激发村民等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增强社区凝聚力，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
（一）夯实数字基建，打破设施瓶颈
数字基础设施是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和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先决条件，数字基础设施短板必将导致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虚弱无力，城乡居民群体也会因为设施差异出现能力差异和受益鸿沟。有学者开展的实证研究成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互联网普及率、使用率提高，增加了居民就业和财富积累渠道，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因此要从完善设施入手来推进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目前，由于人口数量少、经费不足、建设维护成本大、投资回报低等原因，一些乡村还存在数字基础设施“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的现象，有些村硬件建设滞后，设备故障率高，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山区基站建设更是设施不足，网络覆盖率不高，物联网等设备普及受限，政务自助机、信息查询屏等终端设备不足；部分政务系统操作复杂，数据标准与农业生产实际相脱离，包含内容与农民日常生活习惯和农业生产实际不兼容，引进智能设备和乡村的适配度不高，有些数据仍需要通过人工填报方式采集，有的难以识别方言，更无法地处理乡村复杂人情社会问题；有些村落数字设施集中分布在村委会周边，农田水利、山林防火等关键区域覆盖率不高。要破除以上困境，需从软件和硬件方面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系统建设，促进数字基建发生质变，以加速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1）要抓住数字机遇，通过财政、税收、交融支持等手段，吸纳多元资本投入，加大农村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解决目前一些偏远村庄存在的数字设施“短板”问题，实现5G基站、物联网、北斗导航覆盖行政村，做好对传统设施的数字化改造，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数字设施支撑。（2）要切实重视终端服务建设，通过多种手段提高数字设施和技术在乡村的普及率，促进现代观念进入乡村社会的每一个区域，将乡村数字基础建设设施优势转化为个人资源优势，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弥合发展差距，从而增强居民对乡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防止低收入低技能群体无法享受数字技术红利，进而出现心理上的隔离感。（3）要通
过政府主导和市场配置等方式，加大乡村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利用无人机等设备设施收集处理乡村各类信息，提供兼具数据管理与业务处理功能的数字应用系统，建立包括人口、土地、土壤、天气、垃圾、河流、山体、农业等信息的数字孪生乡村，实现乡村空间治理的数字化。（4）整合信息，打造村民数字“一码通”系统，推进村民办事一体化，避免资源闲置或浪费，同时实现要素的跨区域跨层级流动，形成“线上+线下”的整合治理模式，提高乡村治理的综合性、精细化程度。
（二）推进技术应用，强化规范价值
数字技术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认为“提高数字设备覆盖率”就是实现了“乡村数字化”，过度关注硬件设施建设，对居民的技术获得感关注不够；过度看重标准化建设，与乡村社会的多元性和熟人社会特征匹配不够，居民社会信任程度低。因此，乡村一方面要通过引入智能化技术，另一方要避免出现“唯工具论”“唯技术论”倾向，让数字工具与技术适应乡村社会，推进乡村治理从经验化、碎片化转向智能化、系统化。主要对策如下：（1）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乡村数字基建项目，重构“轻量化、韧性化、人情化”的技术生态，在界面设计、内容、使用方法等方面体现乡土特征，解决好特殊群体使用难题，提升村民对数字技术的信任度。（2）主动对接本地高校、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搭建合作关系框架，建立通过建立科研孵化基地和农业产业科技园区，推动农业科技研发与应用，提升农业生产的智能化水平，增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3）强化绿色技术对乡村生态治理的引领作用。积极应用新能源、污染监测AI系统，推动碳交易以促进生态保护，实现乡村生态治理与乡村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4）利用大数据技术，实现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AI分析，预判群体性事件风险，促进乡村治理创新，深入推进城乡数字治理的一体化和均衡化。（5）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的重要论述，加强对数字化技术的监管，避免“重技术轻人文”现象，强化对数字平台的文化观、价值观引导，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耦合互嵌，避免使用不当引发的社会舆论、老人等特殊群体权益受损、网红经济畸形发展、内容泛娱乐化、“数字成瘾”等科技伦理风险问题，防止美西方借助数字技术和平台传播“文化全球化”谎言等有害意识形态，危害乡村文化安全。
（三）激发多元力量，构建协同网络
目前，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多元协同治理理念已初步形成，但政府部门存在条块分割现象，部分地方基层党组织未能发挥具体作用，依旧采用传统的“命令—控制”方式处理乡村事务，新技术应用少，无法适应数智技术变革带来的治理要求；行政组织参与多，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参与少，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个别企业虽有参与，但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与乡村公益属性存在冲突；村民缺少深度参与。因此，需要优化多元协同体系，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1）做好政府引导。要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开展财政补贴企业参与数字乡村建设、风险研判及管控，打通各部门数据，确保乡村数字平台可持续运营。（2）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充分体现其在地方政府组织和中央政府组织的连接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上传下达，夯实党的领导力量，充分体现党的核心地位，同时将党建工作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制定相应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推动乡村数字化治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确保国家路线、政策和方针在乡村治理中的有效落实，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从而为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3）发挥“新型经济组织”和“新型社会组织“功能。顺应新时代背景下电商、旅游等新业态的发展趋势，利用这类组织中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的作用，推行责任制，使党治理乡村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得到有效贯彻落实，通过“党组织+合作社+企业+农户+乡贤理事会”模式，促进各类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形成联动机制，同时提升专业化能力，促使传统行政管理模式向协同治理模式转变。（4）激发企业参与积极性，使其承接与高质量完成政府实施项目，做好互联网平台下沉服务。其中，基础设施类企业重点做好网络覆盖，电商平台类企业重点做好县域数字服务中心布局建设与政务系统改造，运营类企业重点作好培训服务和物流运输，同时注意规避风险，保持长期动力，从而在政府主导与市场利益驱动下助力乡村数字化治理。（5）提升村民参与率。要认真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完善群众工作机制，杜绝单纯追求“高科技展示”的建设模式，依托数字治理平台整合党建、旅游、农业、社保、治安等多项服务职能，了解群众所想所急，支持群众为乡村治理出谋划策，扩大参与渠道，参与数字平台建设与乡村治理监督反馈，放大乡村治理的“乘数效应”。通过以上举措，乡村多元治理体系将进一步形成，从而能更加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培养数字人才，培育新型主体
数字人才是关乎国家治理成败的重要一环，同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与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目前，乡村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和挑战是主体整体数字素养不高，人才队伍建设滞后，基层干部缺乏数字技术素养，同时存在能力短板，村民特别是留守群体数字素养不足。因此，推进乡村“人”的数字化是当务之急。（1）加大乡村基层干部培训。结合现有不足，编制规划，有计划地对乡村“两委”成员、驻村干部、网格员等开展精准培训，优化教育内容针对性和方式创新性，提升政治引领力、数字应用力、产业运营力，形成一批政治强、技术精的乡村治理干部队伍。（2）培养村民人才队伍。要与本地高校、职业技术学校和社区中心合作，开展定期组织培训班和讲座，对乡村居民开展数字素养培训，内容涵盖计算机操作、互联网使用及电子商务知识，帮助居民特别是低技能群体熟悉数字技术工具，系统掌握必要的数字技能，提高其使用频率和效率，提升对新质生产力的效应认知水平，破除信息鸿沟导致的两极分化，整体提升乡村人口数字素养，实现共同富裕与乡村治理的普惠性。（3）开展“公民义务授课与知识更新”制度试点工作。以“培训培训者”为重要方法，鼓励具有一定数字素养和教育能力的志愿者、教师和社区工作者开展授课活动，节约教育培训成本。（4）开展“数字乡村先锋”评选活动。奖励在应用和推广方面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家庭，并通过示范带头效应，形成“裂变”效应，在乡村打造出一支规模巨大、技术可靠的数字公民队伍，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5）拓展数字公民建设内涵。最初的“数字公民”（Digital Citizenship）概念，指的是在网络上非常活跃的个人，侧重其技能、行为、规则或者道德，但未来的“数字公民”建设绝不能停留在乡村居民上网这个层次，而是要具备利用数字技术参与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活动治理的能力，形成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走向现代化。
（五）促进产业升级，倒逼治理升级
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都必须以产业为载体和重要支撑，要做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乡村产业升级面临小农经济规模化科技应用程度低、村民生存空间受挤压、同质化产品竞争现象突出等问题，制约乡村治理效果。因此，需要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1）推进农业数字化。利用数字技术和生物技术，从生产、流通和销售端改造乡村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生产效率。（2）培育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积极发展文化旅游、冷链物流、电商、共享农业等新型业态，延伸乡村产业价值链，提升其服务管理效率。（3）发展乡村直播经济。依托数字平台，优化数字算法，推广营销民宿、农家乐、非遗、土特产，从盲目性、粗放型生产销售转变为定制性、精准化生产销售，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4）对集体经济加以监管。建立数字台账，监管村办企业、土地、厂房等集体资产资金流向，预防减少腐败，同时吸引青年返乡创业，形成“集体经济+数字治理”型乡村共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