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餐”是现代词汇，是职工的一种福利。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措施：为上朝的官员提供免费膳食。这种免费膳食在《左传》中被称为“公膳”。我们以今比古，将古代这种“公膳”也比作“公务餐”。“公务餐”事情虽小，但意义重大。“公务餐”一旦形成制度，就是政治文明形成的一个标杆，标志着国家行政治理进入文明时代。经学史上，《周礼·膳夫》的“王日一举”颇受怀疑。《左传》的“染指”是一则家喻户晓的典故，然而学者对于“染指”背后的制度问题少有人深究。本文将《左传》中的“公膳”与《周礼·膳夫》的“膳夫六膳”等相关叙述联系起来考察，试图揭示《周礼》“王日一举”之谜。
《周礼》天官系统设有膳夫一职，该职负责王、王后和世子的饮食。“王日一举”就出自《周礼·天官·膳夫》：
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罋。
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侑食。膳夫授祭品，尝食，王乃食。卒食，以乐彻于造。王齐日三举。大丧，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举。邦有大故，则不举。
这段职文陈述膳夫的职掌，包括王、王后和世子的饮食构成、数量规定、进膳流程和特殊时期的举、不举和多举的规则。引文中，王的饮食构成有食、膳、饮、羞、珍、酱六类，《周礼》学史上称之为“膳夫六膳”。
“六膳”之食即饭食，有六种，经文称为“六谷”。郑玄注“六谷”引郑司农说，以为就是稌、黍、稷、粱、麦、苽六种粒食。粒食有六簋，六谷各一簋。如果以西周著名青铜器利簋为标准，一簋可以盛五到六斤的粒食，那么六簋可以盛三十到三十六斤饭食，足够三十多人食用一天。
“六膳”之饮即饮料，也有六种，经文称为“六清”。郑玄注引郑司农说，以为有水、浆、醴、[琼] 、醫、酏六种。
“六膳”之膳即肉食，是利用牲畜肉作为食材制作出来的食品，也有六种，经文称为“六牲”。郑玄注以为马、牛、羊、豕、犬、鸡六种牲畜。膳夫准备的肉食是六牲，包括马、牛、羊、豕、犬、鸡。其中马、牛是大型家畜。成年牛马体重都在千斤以上，即使以千斤为计，每头牛、马以百分之五十的出肉率计算，可得肉食食材五百斤。那么一头成年牛和一头成年马共可得牲肉一千斤。一个人一日三餐，以每餐食用一斤肉计，那么，一头牛、一匹马至少可供三十人食用一天。
“六膳”之羞是美味食品，有一百二十品。羞，传世文献又称庶羞。庶羞之庶有众多之义。根据孙诒让考证，庶羞是以牛、羊、豕正体之外的部分食材制作成的美食，以及用其他兽类、虫鱼类和果蔬类食材制成的佳肴。庶羞盛于笾、豆，相对六牲正馔，庶羞是加馔。膳夫准备的庶羞，主要食材来自猪、羊、犬这类中型家畜以及鸡这些小型家禽。庶羞除了肉食之外，还包括品种繁多的瓜果蔬菜，总共多达一百二十种。这一百二十品的庶羞就其产生的热量看，又足以供三十多人食用一天。
“六膳”之珍是一组制作精细的食物，有八珍，经文称为“八物”。郑玄注以为分别是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渍、熬、肝膋。八珍都是对牲肉所作深加工，美味异于常膳，因而称珍。
“六膳”之酱，即醯醢之类的调味品类，配置一百二十罋，用于助食。
以上仅仅对“膳夫六食”前三项所作估计，就超出了六十人一天的饭菜食用量，“羞用八珍”的“八珍”还没有计算在内。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膳夫六膳”超过了王、王后和世子三人一天食物可摄入量几十倍。显然，“膳夫六膳”不仅仅为王、王后、世子三人所准备，不然必将造成巨大浪费。
北宋以来，《膳夫》职文常为学者所诟病。宋人魏了翁《周礼折衷》评论这段经文说：“此一节言天子备物之享。第《诗》《书》皆无及此礼者。《周礼》一部可疑，此亦其一。”魏了翁从怀疑《膳夫》职文走向怀疑《周礼》全经。今天，学者对于膳夫职文所说仍然不能释怀，有学者从经济史角度证明《膳夫》所说严重错误，代表人物是台湾学者侯家驹。
侯家驹在20世纪80年代就对这段职文颇有质疑，以为每餐用肴一百二十种，不是一个人的胃一天所能承受的。他还引用了吴相湘《清宫秘谭》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乾隆每日两餐饭食菜蔬，不过十品。奢侈的慈禧，除夕大宴也仅四十九品，其中九品为蜜饯。侯家驹不仅从生理上指出一个人一天不可能接纳如此巨量的菜肴，还利用清朝“大内档案”，翻出乾隆皇帝食谱，并举奢侈的慈禧太后除夕大宴食谱为对照，证明《膳夫》职文错得离谱。
侯家驹对《膳夫》的批判看似很能“击中要害”。侯氏还是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此说常为学者所引用。然而《膳夫》“王日一举”并非如侯氏所说。
《膳夫》职文中所列饮食的数量、种类，侯家驹并没有说错。如果这些食品全为王、王后和世子三人准备的，这三人确实不可能全部食用，必将造成巨大浪费。历代“主流”学者深信《周礼》为周公所作，认为周公是圣人，不可能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周礼》一书，逻辑严密；《膳夫》职文，行文流畅，并非粗制滥造之文。学者从不同视角入手，试图为“膳夫六食”寻找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以对付各种质疑。我们考察了前人的探索方向，发现他们证实“膳夫六膳”不外乎四条途径。
（一）第一条路径：从义理角度论证膳夫职文的合理性
王安石首创“食养说”和“备滋味说”来维护“膳夫六膳”。《周官新义》今存有遗文说：“且人之养也，心志和而后气、体从之。食、饮、膳、羞以养气、体也；侑彻以乐，则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气、体之养焉。”王安石对《膳夫》经文的解说采用的是“义理论证法”，他这段话的主要观点我们归结为“食养说”。
王安石的“食养说”仅仅能够证明王、王后、世子应当膳食精美而丰富，但不能证明“膳夫六膳”的数量配置合理。“食养”在精不在多，多了“非人胃所能纳”。这就涉及王安石的第二个新说——“备滋味说”。
宋人魏了翁《周礼折衷》说：“王荆公专本此意，以人主当享备物极。”可见王安石确实有“备滋味说”。但今存《周官新义》残文不见“备滋味说”。宋人王昭禹《周礼详解》解读膳夫职文说：
夫礼，与其奢也，宁俭。而王之馈，其盛如此者，岂故穷鼎爼之欲以为侈哉！盖王者治万变，裁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其智虑尚足以治之，其仁厚固足以安之，其德固足以化之。天下诚赖其智也，故为之备物以养其智。诚赖其仁也，故为之备味以养其仁。诚赖其德也，故为之备产以养其德。然则王之馈，庶物具备者，夫是之谓称。
《周礼详解》解说《周礼》多本王安石而不标注。这一段引文列出备物、备味、备产的“三备说”，当即王安石“备滋味说”，或根据王安石“备滋味说”所作的发挥。然而“备滋味说”除了“圣化”王者外，同样没有坚实的证据证明王、王后和世子三人一天能享用如此巨量的食物。以真圣人不可能大量浪费食物的“备滋味说”仅仅起到愚民作用而已，并不能解决“膳夫六膳”和“王日一举”数量配置问题。
宋人郑伯谦选择“王日一举”与“斋日三举”作为突破口，试图解决膳食数量远超王、王后、世子生理上一天可接纳量的难题。郑伯谦提出了一种新说——“养厚说”：
王日一举，一太牢也。朔月加食一等，则二太牢也。斋之日三举，则三太牢也。盖朔之听政劳于常日，于是而有加于常食。祭祀将以致精眀之德，自强于礼而交于鬼神，不可以不备其养，于是而又有加于朔食。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则其所养愈加厚。
郑伯谦也试图从义理方面论证《膳夫》合理，使用的是“公理法”。这个“公理”就是食以养体：“所任愈重，所治愈大，则其所养愈加厚”。其说显然受王安石说影响。然而郑伯谦说均是空言，没有证据能证明王与王后、世子三人能一日吃掉一头牛，更不用说吃掉三头牛、三匹马了。郑伯谦的“养厚说”是王安石“备滋味说”的变种，同样没有说服力。
（二）第二条路径：重新解说膳夫职文
这条思路的预设前提是：《膳夫》职文条理清晰，显示撰写者具有高超的写作水平，这样的人不可能写出“漏洞”如此明显的职官条文，问题极有可能在于对《膳夫》职文的解读有误上。持这类见解的学者为数不少，以清人方苞说最为典型。他在名著《周官集注》中说：
此总言馈食之物有此数，非一日而尽用之也。王安石谓人主当享备物，以康成注此经辞不别白，而康成之误则因醢人职“王举则共醢六十罋”，醯人职“王举则共醯物六十罋”，遂谓王日一举备用此数。不知醯、醢二职，所共乃朔月、月半举盛馔时以备择用。内饔职选百羞、酱物、珍物以俟馈是也。在礼，王与后同庖，日中而餕，不敢暴天物也，乃日备百有二十品之羞，罄百有二十罋之醢与醯物乎？况笾豆有数，岂能尽陈百有二十品之羞，而醯醢以罋共则贮以待岁时之需，而非一朝而罄之，明矣。
方苞提出膳夫职文所列六膳的种类、数量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膳食都需要一次性摆出来、一次性消费掉。《膳夫》只是说负责准备“膳夫六膳”，不是说每天都要拿出“膳夫六膳”。同样，醯人、醢人各自准备六十罋调味品；内饔挑选百羞也只是准备好供挑选，不是每天都将一百二十品庶羞、一百二十罋醯醢都摆出来一天消耗干净。方苞还找到内证：笾、豆数量在《笾人》《醢人》中有数量规定：笾八、豆八。即便用于一项祭祀有四次用笾，笾、豆各三十二，加起来也只有六十四，远远不及一百二十之数。
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思路，重新解读相关经文确实存在比较大的空间。方苞将“备用之膳”与“一次食用之膳”区分开来，也是合理的。方苞此说有一定贡献，能够证明《膳夫》经文的大部分可以作新的解读，不必执着于王“一日享用六膳”之说。方苞等人的新解说能够正确解读除了“王日一举”“王斋日三举”之外的《膳夫》其余经文，但确实不能回答《膳夫》经文中的“王日一举”“王斋日三举”这两个问题。一举，郑玄注以为杀牲备一太牢。王日一举，即每天准备一太牢，杀一头牛、一头羊、一头猪。这样的牲肉量，也不是三人一天内能够消费完的。斋日一天三太牢，三人更加不可能一天吃完。即使按照《礼记·玉藻》说，王平日一少牢，朔月一太牢，也不是三人能一天享用完的。
（三）第三条路径：降低“王日一举”的标准
学者也明白经文“王日一举”一节是绕不过去的鸿沟。正因如此，其中一部分人试图将“一举”之举作重新解释，以降低“一举”的标准——从一举太牢降低到一举少牢，这样就维护了经文的合理性。《膳夫》经文说：“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郑玄注说：“杀牲盛馔曰举，王日一举，以朝食也。后与王同庖。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物谓牢鼎之实，亦九俎。”郑玄在注中并没有说明“举”的等级和规模，只是解说什么是举，视举为名物词，并作了简单的注解。这样的解说，为后人再作细致区分留下了空间。清代学者金鹗就捕捉到了新的解说空间：
举者，杀牲盛馔也。大牢、少牢、特牲皆可言举，不必大牢也。《周官·膳夫》云：“王日一举。”当是少牢。《玉藻》云：“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降杀甚明。可知《周官》“王日一举”为少牢也……《檀弓》云：“国亡大县邑，君不举。”《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君以诸侯言，诸侯日食特牲，朔月少牢，是特牲、少牢皆可称举，何必大牢乎？下文云：“大丧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举，邦有大故则不举。”诸“不举”承上“日一举”而言，皆指少牢，并包特牲。少牢且“不举”，则大牢不言可知也。《玉藻》言诸侯特牲三俎，祭肺。而《曲礼》云“岁凶，君膳不祭肺。”是诸侯岁凶不得日食特牲可知。天子岁凶不得日食少牢，所谓“大荒则不举”也。大札与天地有灾，邦有大故，更可知矣。
金鹗从传世文献中找到凡杀牲均可称为“举”的证据，又从《玉藻》中找到天子日食少牢的明文，因而断言《膳夫》“王日一举”，所举即少牢。
然而《膳夫》经文明言“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正鼎九，有九牲，陪鼎三，分别纳牛羹、羊羹、豕羹，必为太牢，才有十二鼎。为弥补这一漏洞，金鹗居然提出“错乱说”：
窃疑“王日一举”原文在“物皆有俎”之下、“以乐侑食”之上。“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二句与“膳用六牲”五句以类并列，皆总言馈食之数，非必日日备有此也。天子日食黍、稷、稻、粱四簋。至朔月加以麦、苽，是六谷，非每日常食。其余皆然。则十二鼎非每日所有可知矣。以乐侑食，膳夫授祭，每日皆有之。故其文承“王日一举”之下也。
“改经”是经学研究的大忌讳，乾嘉学人批评宋学，多责以宋元人爱改经。金鹗“经文错乱说”自乱阵脚，是其新说的一个败笔。
金鹗说受《郑志》启发。贾公彦疏引《郑志》如下：
赵商问：“王日一举，鼎十有二”，是为三牲备焉。商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大牢。礼数不同，请闻其说。”郑答云：“《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以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与诸侯等。礼数不同，难以据也。《王制》之法与礼违者多，当以经为正。”
关于王一日所食，郑玄弟子赵商发现了《玉藻》与《膳夫》所说不同。郑玄以为《礼记》为后人所集，所说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事情，应当从“经”说。金鹗通过考证“王日一举”之举可以解释为少牢；《膳夫》“十有二鼎”二句当提至“王日一举”前，为一般性叙述，言膳夫平日所作准备，不是说王一天所食应配置十二鼎。这样，《玉藻》与《膳夫》之间的矛盾就被抹平了。不过金鹗这种改经做法不足为训。
（四）第四条路径：论证“膳夫六膳”为更多食者所享用
如果能够论证享受“膳夫六膳”的人除了王、王后、世子之外，还有其他为数众多的“别人”，就能证明经文“王日一举”“王斋日三举”不误。唐人贾公彦最早沿着这个思路提出新说，以为膳夫名义上为王、王后、世子提供膳食，实际上，享受膳夫膳食的远不止这三人：
云“以养王及后世子”者，举尊者而言，其实群臣及三夫人已下亦养之。
贾公彦提出除了王、王侯和世子之外，还有两类人也享受“膳夫六膳”：一类是群臣；一类是内宫三夫人以下的嫔妃。如果按照《礼记·昏义》所说，群臣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共一百二十人。内宫有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共一百二十一人。这样算起来，仅内宫妇人就超过百人，还不算除了世子之外的其他王子。可惜贾公彦仅仅提出这么一个设想，没有提供证据。
贾公彦的思路获得晚清孙诒让的肯定。孙诒让《周礼正义》引用贾公彦说后评论说：
案：贾兼及群臣者，谓贵近诸臣食于官者，若《左·襄二十八年传》说齐卿有公膳是也。膳夫当亦掌其膳羞之法数，其退食于家则非此官所掌也。
孙诒让肯定了贾公彦说中的“群臣”部分，对贾公彦说的“三夫人以下”部分未予评论，恐怕也是担心贾公彦说没有证据。孙诒让还为贾公彦“群臣说”提供了一个新证据：《左传》所记“齐卿有公膳”。这是古人在解决“膳夫六膳”方面最大的突破。不过孙诒让没有予以充分论证，仅仅用简单的一句话补充证据，还是难以驳倒怀疑论者。
孙诒让提出“公膳说”是一大贡献，但只是一带而过，没有展开论证，并没有真正解决《周礼》学史上这个著名难题。我们沿着贾公彦、孙诒让的思路，从典籍中找到了更多的内外证据。
我们从《礼记·玉藻》中找到一条线索：“皮弁以日视朝，遂以食。日中而馂，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这是说天子早上先视朝，然后朝食；到日中食朝食之余。并且还说平时所食为少牢，一月之中只有朔月才食太牢。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天子视朝而食，大臣们比天子起得更早，当天子朝食的时候，官员们在干什么？官员不可能自带“饭盒”，也不可能去闹市“坐馆子”。官员无故不入市，官员入市要受惩罚，《周礼》有规定。《地官·司市》说：“国君过市，则刑人赦；夫人过市，罚一幕；世子过市，罚一帟；命夫过市，罚一盖；命妇过市，罚一帷。”既然官员不能“过市”，他们不能“上馆子”，那么他们只能去“吃食堂”。但传世文献没有记载古人朝食有食堂。
好在襄公二十八年《左传》记载了一个“公膳”事件：
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执寝戈而先后之。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鹜。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子雅、子尾怒。庆封告卢蒲嫳。卢蒲嫳曰：“譬之如禽兽，吾寝处之矣！”
齐国权臣庆封将治国大权交给儿子庆舍，并且下令因崔杼之祸外逃者返回齐国。卢蒲癸、王何二人因此得以回国。两人回归后获得庆舍的宠信，庆舍让二人作为宿卫人员留在自己身旁。这二人一心想为齐庄公复仇，决定杀掉庆封父子。他们买通了食官，制造庆舍与群臣的矛盾。“公膳，日双鸡”是说按照公膳的标准，膳夫要为齐国大夫一人一天供应两只鸡。这一句话表明，“公膳”天天有，标准早已制定。可见齐国的“公膳”属于制度性规定，不是临时措施。因而当大幅度降低公膳标准的时候，子雅、子尾两位大夫才会愤怒。
“饔人窃更之以鹜”中的饔人是食官中负责提供食材者。此人私自将鸡换成鸭子，降低了“伙食”标准。如果仅仅如此，还不至于引起大矛盾。更绝的是负责送膳的御者。御者明白饔人的意图就是为了激化矛盾，他干脆连鸭肉都不上，仅将鸭汤送上来。贵族子雅、子尾当场翻脸。庆封父子阵营的卢蒲嫳获知子雅、子尾的表现竟然公开说要对子雅、子尾“寝处之”，即食其肉、寝其皮。卢蒲癸、王何达到了激化庆封父子与群大夫矛盾的目的。此后卢蒲嫳派人动员晏婴、北郭子车参与行动，遭到拒绝。卢蒲癸、王何发动政变，杀了庆舍，赶跑了庆封。
“鸭汤换双鸡”故事显示齐国卿大夫上朝有免费的“工作餐”，不然贵族子雅、子尾没理由愤怒。从“饔人窃更之以鹜。御者知之，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看，卿大夫的“工作餐”由齐国宫廷内务官员中的食官负责。《周礼》中也有饔人，称“内饔”，是膳夫的属官。其职文说：“内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体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举，则陈其鼎俎，以牲体实之。选百羞、酱物、珍物，以俟馈。”从内饔职文看，内饔负责王、王后、世子膳食的具体制作，并且在王食用前，还负责陈列这些熟食。由此可见齐国的饔人将鸡肉换成鸭肉的机会很多，也有机会在膳食食用前不被发现。我们将《左传》“鸭汤换双鸡”与《周礼·内饔》结合起来看，提供子雅、子尾膳食的饔人也是为齐侯提供膳食的饔人。倒过来看，既然齐国的饔人在提供齐侯膳食的同时，也为群臣提供膳食，《周礼》中的内饔也当有这个职责。而内饔是膳夫的属官，可见膳夫也有为群臣提供膳食的职责。由此我们初步判断，齐侯群臣的“公膳”也是齐侯提供的。同样的情况当存在于《周礼》中，《周礼》虽然没有明文，但我们可以从“王日一举”“王斋日三举”等经文中可以推导出来：《周礼》所设计的朝廷膳食制度，不仅包含了王、王后和世子的膳食，也包含了上朝群臣的“公膳”。
齐国有公膳，在春秋时代不是特例。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春天发生了一场大雨雹，鲁国季武子问鲁国大夫申丰是否可以抵御大雨雹。申丰回答季武子问题时说道：“其出入也时，食肉之禄，冰皆与焉。”杜预注说：“食肉之禄，谓在朝廷治其职事，就官食者。”“就官食”就是食公膳。可见鲁国群臣上朝也享受公膳待遇。杜预称之为“就官食”，免费公务餐性质明显。《曹刿论战》有“肉食者鄙”之说，曹刿所说的“肉食者”即引文中的“食肉之禄”者，是鲁国在朝的卿大夫。这些人因享受免费的“公膳”待遇被曹刿称之为“肉食者”。可见“公膳”制度在鲁国的施行必定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不然不会形成“肉食者”这类特权阶层的称呼。
以上材料能够证明春秋时期存在“公膳”“官食”，群臣上朝有免费“公务餐”，而且提供者就是朝廷内宫负责膳食的官员。但问题是群臣享用公务餐是否与国君一起享用？群臣所食是否算在国君膳食开支中？以上两条材料还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在《左传》所记郑国“染指于鼎”事件中看出了端倪。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了另外一则因公务餐而引起的政变：
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公问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
事件发生的背景是“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宋与子家将见”显示，郑国两位大夫出场是为了拜见郑灵公，实即上朝。天子、诸侯早上出场，称为“视朝”；群臣早上拜见天子、诸侯，称为“上朝”。一上一视，身份得以区别。
在“及入，宰夫将解鼋，相视而笑”一句中，两人能看见宰夫分解老鳖，说明朝食地点在中庭到堂上之间的某一处，二人上朝，路过这一处，才能看见宰夫在作准备工作；并且朝食时间距离视朝很近，不然宰夫不必在此时分割老鳖。二人为什么见宰夫将解鼋就相视一笑？这是因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宰夫此时此地解鼋，就是为他们准备膳食。可见宰夫为上朝群臣准备膳食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经常性事务。宰夫平时也是在此时此地安排群臣的朝食。
在“及食大夫鼋，召子公而弗与也”一句中，“食大夫鼋”不是招待个别人的行为，是招待上朝的所有大夫才能说“食大夫鼋”。如果招待特定对象，必说“食某某鼋”。“召子公”说明“食大夫鼋”的处所不是在朝堂之上或中庭，而是有专门的处所，需要傧者一一引进。可见，朝食，也有一定的仪式化，可证明《膳夫》为什么称王用餐为“举”。“而弗与也”说明子公已经“入席”了，席前有俎，但进膳者偏偏不给子公上老鳖，而子公席前也应当配置了其他膳食：粒食、肉食、果蔬、菹醢、饮料都有，郑灵公就是不让子公尝老鳖，其他食品不会少。郑灵公这样做就是为了打破子公自己吹嘘的“指颤必尝异味”。显然，郑灵公这是在开玩笑，也是故意给子公难堪，有点给与子公小小惩戒的意思。
在“子公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一句中，子公为什么会愤怒？不仅仅因为郑灵公故意吩咐进膳者不为子公上老鳖，其中被剥夺品尝美味机会是最重要的因素。本来子公与其他大夫一样，具有享受老鳖的权利，但这个权利被郑灵公有意剥夺了。子公因此觉得不公平，并且很失面子，才会愤怒。如果自己不具备食用老鳖的资格，子公用不着愤怒。子公作为一个贵族还是涵养不够。如此情景表明，郑灵公是在作弄子公。子公看到别的大夫在食用老鳖，越看越气愤。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之举：染指于鼎。这个做法颇为淘气，算不上政治对抗。子公染指行为不仅实现了他宣称的“指动必尝异味”的惯例，更宣示了他拥有食用老鳖的权利，这种权利被有意剥夺了，他要反抗。子公象征性地实现了自己的权利，如果他染指之后又回到席上，事情将基本上控制在“闹脾气”范围内，这件事情的结局就会改写。但子公染指之后不辞而别，显示了不与郑灵公妥协的决心，招致郑灵公意外的愤怒。
“公怒，欲杀子公”说明郑灵公就在现场，他目睹了子公的行为。同时也说明郑灵公与大夫们一同享用老鳖。这次朝食具有仪式感，就食者每人一席，席上有俎，笾、豆置于席前。美味佳肴一道一道上，其中包括鳖汤。这样的朝食场面用“举”字才能体现其规模之大、程式之复杂。
“子公染指”事件的结局是不幸的。事件显示，春秋时期的郑国也为上朝大夫提供“公膳”。这次之所以有老鳖汤喝，是因为楚国将老鳖当作珍品献给郑国。郑灵公也视老鳖汤为珍品，因而将楚鳖作为公膳中的食材拿出来与大夫们一起享用。既然郑灵公与大夫们一起用膳，那么为郑灵公准备膳食的食官也是为群臣准备公膳的食官。《左传》所记这则历史事件反映郑国国君的朝食是与上朝大臣们一起用膳的。“子公染指”的历史事件证明《周礼·膳夫》职文所说不误，贾公彦的猜想是正确的。“王日一举”，不仅包含为王、王后、世子准备一天的膳食，还包括了为上朝大臣提供免费“公务餐”。由此可见“王日一举”所准备的膳食，食用者为数众多，上朝群臣中至少大夫级别者有享用的资格，已经退休并享受“常秩”的高龄官员也有享用资格，只是他们一般不到现场，由相关的官员送到他们家里。这样，“一举”的膳食也就不存在浪费问题。
以上我们肯定了春秋时期列国群臣有朝食公务餐的福利。但一个人一天有三餐，所谓朝食、日中食、夕食，群臣是三餐都享用免费公务餐还是只享受其中的一次或两次？这些“公膳”消费是类似于今天的“公务餐”比较随便，还是如燕礼、饗礼一样，也特别注重礼仪？传世文献没有直接说明。
《左传》襄公十四年也记载了一件因饮食而引发的严重政治事件：
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鸿于囿。二子从之，不释皮冠而与之言。二子怒，孙文子如戚。
引文中“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的“戒”，是典型的礼学名物词。《仪礼》经文多见这类“戒”：
主人戒宾，宾礼辞，许。（《冠礼》）
主人戒宾，宾拜辱，主人答拜，乃请宾，宾礼辞，许。（《乡饮酒礼》）
主人戒宾，宾岀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请。（《乡射礼》）
小臣戒与者。（《燕礼》）
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大射仪》）
使大夫戒，各以其爵。（《公食大夫礼》）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曰伯父，帅乃初事。”（《觐礼》）
乃官戒。宗人命涤，宰命为酒，乃退。（《少牢馈食礼》）
乃议侑于宾以异姓。宗人戒侑。（《有司彻》）
戒，郑玄注《冠礼》说：“警也，告也。”注《乡饮酒礼》说同；注《乡射礼》说：“戒犹警也，语也。”注《燕礼》《公食大夫礼》《觐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也相似。《仪礼》中的“戒”是在举行重要礼典活动前提前告诫相关人员做好准备工作，按时到位。《仪礼》中的“戒”显然是礼典前奏中的一个仪式。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的戒同样如此。“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食”中的“食”透露出卫献公是以食礼名义“戒”孙文子、宁惠子的。饮食之礼有饗礼和食礼之分，卫献公所戒之“食”即礼学中的食礼。这是告诫两人准备好作为“宾”参加一次食礼活动。
对于这次“食”的性质，孔颖达疏分析说：
君之于臣有礼食、宴食。《仪礼·公食大夫礼》者，主国之君食聘宾之礼也，其食己之大夫亦当放之，而迎送答拜之仪有差降耳。《曲礼》云：“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郑玄云：“此大夫、士与宾客燕食之礼，其礼食则宜放《公食大夫礼》也。”如郑之言，大夫与客礼食尚放《公食大夫礼》，明知国君与臣礼食亦当放之。公食大夫之礼，其礼甚大。卫侯虽则无道，不应与臣礼食而得弃之射鸿。知是公自勑戒二子，欲别为宴食。宴食者，闲宴，无事，召臣与之共食耳。
礼学上食礼与饗礼相对，区别明显。饗礼有酒有食，食礼有食无酒。孔颖达将食礼区分为礼食和宴食两类，这样区分食礼是有问题的。宗周礼乐文明时代，君与臣食，没有不按照礼典进行的。《仪礼·公食大夫礼》记载的是招待外来使臣的食礼，《礼仪》没有收录为本国之臣举办食礼的礼典。孔颖达借用郑玄注推测这种礼典当与《公食大夫礼》相似。这些说法都是合理的。不过孔颖达说卫献公戒孙文子、宁惠子是“公自勑戒二子”恐怕有问题。卫献公不应亲自去戒两臣。礼，讲究对等关系，卫献公是君，孙文子、宁惠子是臣，卫献公不应当亲自登门戒二人，当如《仪礼·燕礼》，派小臣戒二人。既然有戒，我们就可以判断卫献公告诉两位大夫将参加的食礼不应当是朝食礼，而是日中或日夕的燕食。因朝食是日常安排，不需要特别分出主宾和众宾。而食礼需要提前确定参与者的身份，谁作主宾，哪些人作众宾都要一一明确。
“皆服而朝，日旰不召”所透露的信息值得深挖。“服而朝”说明二人到达了卫献公朝廷，并且见过卫献公。如果卫献公不视朝，不得说二人“而朝”。日旰之旰，杜宇注说：“晏也。”日旰就是日夕，即到了傍晚。二人不可能从早晨一直在朝庭等待卫献公召他们赴宴。那么从早晨到傍晚，这两人待在哪里？《礼记·玉藻》提供了线索：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
这段引文记叙诸侯、诸侯大夫一天的活动。君日出视朝，视朝后朝食，朝食后退到路寝，等候有事之臣来报告和请示，君根据情况或自己定夺，或召相关大臣商量，对于这些报告和请示一一予以处理。大夫在黎明时分入朝，等候拜见国君。拜见后有朝食公膳，朝食后到自己的官署处理公务，需要国君定夺的就到路寝向国君报告。处理完政务就可以“退食自公”了。国君派人看还有没有大夫留在官署处理政务。如果大夫都回家了，国君才到小寝休息。清代三礼馆臣在《钦定礼记义疏》中按语说：
案：视朝于路寝门外，立而行礼而已。礼毕，君入路寝门听政，大夫就寝门外左右六府，各治其事。《周礼》大仆所谓掌君命之出入，诸臣之复逆，全在于此。臣有所奏，告大仆，引而入。君有所命，使大仆传而出，献可替否，反覆商确，恒历数时。故臣曰“夙夜在公”。必大夫皆退而后君适小寝释服也。
这段按语所说更加仔细，却将朝食一节遗漏了。我们根据以上材料不难推测出孙文子、宁惠子一天的行程：两人黎明时候入朝，日出时候拜见卫献公，然后朝食。朝食后待在自己的官署等待卫献公征召。他们从上午一直等到傍晚，竟然没有等到卫献公的征召。到了傍晚还不见征召，这两人觉得奇怪，发现只有他们两人在苦苦等待，不见有其他官员等待召见，他们意识到不对劲，必然打听卫献公到哪里去了。一打听才知道卫献公去苑囿射大雁去了。“二子从之”，并不是说卫献公命令二人跟从自己射大雁，而是二人尚有疑虑，以为卫献公忘了，要亲自去问一下情况。他们追寻卫献公射大雁的足迹找到卫献公，这叫“从之”。找到卫献公后二人自然要问问是什么情况。卫献公与二人谈话，没有按照礼仪规定将猎服换成接见大臣的礼服。二人明白了卫献公就是故意侮辱他们，受欺骗的只有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显然，卫献公“放鸽子”就是专门针对他们二人。
卫献公侮辱二人的性质比郑灵公侮辱公子宋严重得多。为了侮辱孙文子、卫惠子，卫献公设局欺骗二人。先派小臣提前一天去“戒宾”，告二人来日食礼为宾。这二人早早到朝廷朝见了卫献公，甚至还参加了朝食。他们不会认为前一天的小臣所戒，戒的就是来参加朝食。朝食是日常性的活动，不需要戒宾。小臣所戒当为燕食。除了朝食之外，午食、夕食都可以称为燕食。小臣所戒当为燕食中的夕食，这样，二人朝食之后，在自己的官署中等待。过了中午，卫献公还是没有派人来召他们参加燕食。二人继续等待，到了傍晚还没有人来召见，加上没有其他大夫像他们一样在傻傻等待，他们确定发生了他们不想看到的事情。
这个事件的结果是悲剧性的。从孙文子、宁惠子的反映看，二人被告知的是参加晚宴。如果是午宴，他们不会等到傍晚才去问询。
《左传》在昭公二十八年还记载了另一件与饮食有关的故事：
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其大宗赂以女乐，魏子将受之。魏戊谓阎没、女宽曰：“主以不贿闻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甚焉！吾子必谏！”皆许诺。退朝，待于庭。馈入,召之。比置，三叹。既食，使坐。魏子曰：“吾闻诸伯叔谚曰：‘唯食忘忧。’吾子置食之间三叹，何也？”同辞而对曰：“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馈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叹。中置，自咎曰：‘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叹。及馈之毕，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属厌而已。”献子辞梗阳人。
这段文字有多处疑点。“退朝，待于庭。”杜预注说：“魏子朝君，退而待于魏子之庭。”而《国语·晋语九》说：“二人朝而不退。献子将食，问谁于庭。曰‘阎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前人已经指出阎明、叔褒即《左传》中的阎没、女宽。《国语》称“二人朝而不退”，那么，《左传》中的“退朝，待于庭”说的是阎没、女宽二人也上了晋侯之朝，不退，不退晋侯之庭。阎没、女宽为晋侯大夫，非魏献子私臣，有资格与魏献子一起上朝晋侯。杜预注有误。
综合《左传》《国语》《玉藻》三条材料后不难发现，阎没、女宽朝见晋侯后，并没有退朝，还在大庭中。按照《玉藻》所说，这时候晋侯在路寝听政。《国语》所说“献子将食，问谁于庭”相当于《玉藻》中的“使人视大夫。大夫退，然后适小寝，释服”这一时间段。如果这一时间段大夫们处理完事情,就会“委蛇委蛇，退食自公”，“下班”回家吃饭了，只有那些没有处理完政务的还在。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晋侯也会提供免费午餐。这就是《左传》所说的“馈入,召之”、《国语》所说的“召之，使佐食”。再联系到《左传》的“或赐二小人酒，不夕食”，那么，阎没、女宽二人佐食魏献子，必为午餐食。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初步判断，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都供应朝臣的朝食。如果朝臣没有处理完事务，还可以享受免费午餐。如果有特殊安排，则有晚宴的燕食。至于《周礼》是不是有公膳，是不是也是一日一次安排，我们可以初步判断也应当与《左传》一致。不然，王不需要“日一举”。“王日一举”即办一次公膳。王日二举，则包括了二次公膳。“日二举”当为那一天公务很繁忙，需要更多的大臣服务政事一直到午间。如果一日三举，则这一天安排三次公膳，这一天公务特别多，大臣们需要一直忙到黄昏，才会有一日三举。
不过我们不应当将《周礼·膳夫》的有关规定视为西周实际存在的制度。或许西周真有类似制度规定，但还没有材料能够证明。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将《周礼》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作品。那么，《膳夫》所说，应当是总结了春秋时期“公膳”的经验。春秋公膳是否来自西周的传统，我们同样不能肯定。我们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判断，公膳制度在春秋时期流行，《周礼·膳夫》所说可以从反映春秋时期历史的文献中获得证明。
春秋时期的“公膳”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传统在中华帝国时代大多被保存下来。“公膳”，六朝时期通称为“客食”。在唐代，又称为“堂餐”。在现代，就是公务餐，属于免费午餐了。公膳制度显然是中华政治文明的成果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周礼·膳夫》“王日一举”所准备膳食，不仅包含王、王后、世子三人一天的饮食，还包括上朝大夫的朝食，以及那些处理政务到中午的部分大夫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