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前进状态和演进趋势一直以文明的发展为标准，“文明发展的不同程度集中表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水平和其在社会形态发展序列中的位置”。现代化作为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在承载制度与技术演进的特定时空和现实基础外，还表征着文明形态在价值追求、生产方式以及制度架构上的深刻转型。因此，从文明形态的理论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文明的当代呈现，“之中蕴含着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种贯穿着独特文明理念、文明视野和文明实践的现代化模式，将单一国家发展模式的经验总结上升为人类文明演进的新方位和人类价值体系的新坐标，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由本土性的时代话语与向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话语转换的叙事模式，在理论根基、基本内核、话语方式等层面实现了对以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为范式的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超越，逐渐开辟出一条人类文明形态跃迁的新样态。对此，如何从文明叙事的维度出发探讨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前瞻和超越，并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历史节点追问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创造新文明、如何创造新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可能，对于回应当前所面临的现代性困境和改写文明发展范式都能提供新的解答方案。
话语叙事主体往往通过提出标识性概念和创造性话语来呈现自身的话语思维和话语视野。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话语的出场回应了西方现代化的话语困境，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智慧，并总结了中国实践的经验，集中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认知、文明表达和文明视野上的新高度。透过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探寻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话语的出场，需要将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作为文明叙事的内在底蕴，将具有科学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作为文明叙事的基本内核，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发生的中国具体实际情况作为文明叙事的前提基础，以历史视野审视和标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方位。
（一）以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中华文明为叙事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所造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传承与弘扬的基本对象，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扎根于中华文明沃土之上，充分汲取中华民族在道德品行和责任伦理等方面的文化基因，以此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强大的文明底蕴和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中对中华文明的继承发展，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现实启示。“天人合一”原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明观中作为本体论而存在。人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其生命本身、生命价值和生命法则都源自天地，天道的运行法则中实际上也蕴含着人性的运行法则。这种着眼于人与天地万物间相辅相成的价值追问，激发了人们认识自然界客观规律的潜力，催促人要以敬道慎为、天地一体为实践的基本法则，由此逐步确立了人类与自然界永续发展的认识论前提。这种利用通达天地之道形成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认识。其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为打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视野提供关键支撑。“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中包含众多文明交往理念，强调通过以教化人消除文明之辩。在其内涵要义中包含：“天下为公”的大公意识，反对一切与民心向背的做法，尽可能为民众寻求最大福祉；“仁爱通感”的平等原则，将世间一律平等的人道主义精神灌输于邦国间的现实往来中，实现邦国间的睦邻友好；“德治天下”的治理原则，通过为政以德的王道理念涵养治理者胸怀，以“包容”之心达至人们互通有无开展文明交流。其三，“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交往增添和谐基因。“和”一直以来都是中华民族维持社会关系稳定的基本方式，这种“和”要建立在对差异性的充分尊重之上。差异性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存在的共识性认识，只有充分尊重并认清差异才能既独立于世而又不被同化。中国式现代化秉持“和而不同”思想努力增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认识，在强化交流对话中实现文明的多元共存与协同进步，从而避免西方“你赢我输”价值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念的侵蚀。其四，“富民调均”的道德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赋予共富表达。古人的共富思想贯穿于中华民族对美好社会的早期探索中，核心逻辑源于对天地之道的朴素认知，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公平分配和“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也”的正义理想。中国式现代化借助这一道德观作出共富理念的当代表达，在“富民”基础上强调通过高质量发展做大“蛋糕”，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以“调均”为主线，注重通过制度设计分好“蛋糕”，缩小地区、城乡、收入的分配差距，不断叙写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蓝图。
（二）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叙事指引
从理论层面挖掘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继承发展，能够进一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明底蕴。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述中对文明观的建构只存在零碎的只言片语，并未以系统的专题来论述文明观念，但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思想主线中却不难窥见二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理论阐释和规律挖掘为人类的文明研究创设出核心逻辑，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表达的重要理论指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视野中，主张通过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辨析历史语境中不同文明的发展方位，进而审视人类文明整体演进和具体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这种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中把握人类文明一般演进规律的方式，构成了他们创造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目标旨趣。文明的演进规律必须伴随文明的发展而存在，不存在脱离于文明发展道路之外对文明发展的抽象化理解。西方文明忽视了文明发展这一客观规律，一味将西方文明理解为特殊性与普遍性共兼的文明存在，由此形成了将西方文明特殊性等同于人类文明普遍性的错误理解。为解构这种虚幻的西方文明优越论思想，马克思通过深入考察文明多元发展道路来试图超越这种线性发展观，并在晚年就俄国社会问题开创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认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方式，明确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同时，在文明发展道路问题上马克思也没有忽视对东方社会问题的考察，他在19世纪50年代通过研究中国革命对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后提出“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通过深刻省思人类文明发展演进规律，在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考察中揭露了其内在的文明悖论，认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形成建立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上，这种增殖的本性将引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对抗关系的加剧。同时马克思也并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文明在为社会历史进步做出重要历史贡献的同时，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内资本在创造绚烂文明时内隐的不可调和的社会与自然危机这一内在悖论。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悖论的揭露和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将实践进程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科学文明观的沃土之中，以全新的文明形态昭示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历史性退场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性出场。中国式现代化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基础上开显出文明叙事的新形态，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引领文明发展和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强烈的自觉意识。这种由文明理想内化而成的精神基因，指引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不断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内核和现实引领，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真理力量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贡献原创性成果。
（三）以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探索为叙事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作为建立在具象化文明实践之上的抽象形态把握，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文明探索的实践认知和规律总结。这种赓续性的文明实践集中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对中华文明精髓的继承发展和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构建主张。
伴随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浪潮在全球的广泛覆盖，世界各国为满足工业发展要求竞相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清政府固守“天朝上国”观念，将西方工业革命成果视为“奇技淫巧”，同时缺乏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基本了解，惨遭西方文明的闯入和践踏。面对“天朝上国”观念的破灭，近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血与火的教训中逐渐觉醒，尝试通过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无数爱国人士在这期间努力推行各种改革措施，革故鼎新大潮下不同救国方案悉数登场，但碍于这些救国方案缺少科学理论的指导和坚定革命力量的领导，均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中消弭殆尽。实践证明：仅靠走别人的老路并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率先提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一时代发问。由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开始将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前提，通过实践探索逐渐得出早期的“翻版”现代化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独有难题这一重要认识。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开始与中国革命的内在需求相互嵌，将现代化建设任务有机融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之中。从这一历史前提出发，现代化最初被中国共产党理解为一种“工业化”过程，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这一观念预示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将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主旋律，也揭开了中国独立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化建设步入全面推进过程。这一时期中国在苏联援助下开展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将苏联现代化模式作为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了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进步，但经过实践检验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这一学习照搬之法难以真正满足本国的现代化发展诉求，由此中国开启了自主建设现代化的历史新路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总结经验和教训，于1953年顺利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基本任务，由此开启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代表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开始迈上新征途。同时，周恩来基于当时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于1964年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构想进一步为现代化建设引舵指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迎来新的使命，现代化建设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系列体制机制、构建路径、战略目标等丰富内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此开始走向正轨。尤其是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奋斗目标，表征着我们党对现代化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为建设遵循，在推进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实践路径中做出一系列伟大尝试。新世纪以来，胡锦涛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即人的现代化，突出将以人为本作为价值追求来推动现代化整体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在百余年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坚定崇高的使命担当致力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在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基础上努力构建“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实践框架和文明体系，科学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何以具有文明先进性这一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视域中，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动力均来自人民。而人民至上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取向与文明逻辑起点，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实践进程与文明形态之中。中国式现代化既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本基因，又融入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更在新时代实践中升华为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旗帜。从这一意义出发，中国式现代化其根本就是人的现代化。而话语体系作为国家思想体系的外在表达方式具有直观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其目标旨趣直指人民至上话语的现代性构建，得以不断在理论认知和实践发展上深化人民性这一本质属性。
（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叙事
政治文明的重建和发展总是与现代化的文明叙事相伴随。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与实现人的真正解放的文明形态，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中十分注重新型国家的制度建设实践。在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资本作为“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是构成现代社会的核心体系，由资本逻辑所造就的现代政治文明本质上是资本的文明。尽管现代资本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资本文明作为经济上占主导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决定了资产阶级宣扬的文明更多是政治解放层面的文明，现实层面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权利被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所固化，劳动者受压迫受剥削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化解。马克思主义始终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为理论原点，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理论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创造社会主义文明的实践对这一理论根基进行了根本遵循与贯彻。从时代背景来看，当今世界依然是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离不开资本力量的推动，只不过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在政治文明的稳步推进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包括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践行、推进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等重要政治制度，最大程度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价值目标。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扩大了人民有序参与政治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化解政治危机、消除治理乱象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引领人民改革潮流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叙事
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引领下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机统一，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朝着更公平、更协调、更可持续的方位推进，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文明中的主体功能。在经济发展这一文明叙事的核心议题中，发展是建立强大物质技术基础的保障，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前提。只有通过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夯实经济基础，才能使相对应的上层建筑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在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叙事中，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不可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这一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的同时还要持续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制度的关键作用，充分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同时加快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落地，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基础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中国式现代化通过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让经济发展真正服务于人民需求，使人民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受益者。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叙事，构建出一整套引领人民改革潮流的解释框架，彻底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中经济发展“为了谁”以及经济发展“怎么干”的迫切问题。
（三）实现人民精神满足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叙事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重大命题，意味着我们党对文化发展规律具有了崭新认知，标志着党对文化强国核心要义、价值意义的深化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标识性概念代表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繁荣的现代化，还是精神满足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核心命题，是通过系统性、人民性的文化建设路径，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充实、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此，中国式现代化在长期的建设过程中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持续坚定文化自信，为新征程加快建设文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需要立足中国国情、遵循文化发展规律，通过系统布局与精准施策共同实现。要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构建具有中国标识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础上大力建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对此，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以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引领、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作为以人民至上为价值追求的文化发展叙事，将持续增强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在解决中国人民精神满足的同时为世界人民的精神满足提供新的发展样本。
（四）确保人民生存延续的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叙事
21世纪的现代化文明形态叙事要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与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深度融合，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形态，为人民的生存延续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这一叙事贯穿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全面发展”与“文明永续”的切实追求。在传统工业文明中人们信奉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元论，其哲学思维建立在人对自然的索取和支配之上，对此马克思曾做出严厉批判，并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对于人类生存延续的关键作用。“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作为主体性的人，因其主观意识的存在需要对自然界进行利用和改造，但这种利用和改造如果不考虑后果，势必会导致自然界对人生存和发展的“报复性”后果。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哲学思维，将人与自然视作具有生命存在的共同体，肯定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关系，承认人对待自然与自然回馈于人之间的正向属性。在此基础上，重视自然界自身所内含的显性价值与隐形价值，这里面显性价值主要是被工业文明所认可的“自然价值”“物质价值”和“经济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叙事中除却关注自然的“显性价值”以外，在重新厘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深挖自然界的内在价值。通过调整人对自然的心态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尊重、顺应和保护生态的基础上发挥自然界反哺人类的独特功能，实现自然生态维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规驱动，充分重视自然界的“隐形价值”功能。同时，在抛弃资本主义不可持续的文明观的同时，提倡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逐步构建绿色的生产方式，并在走绿色低碳环保发展道路过程中构建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推动全社会由高能耗、高消费生活向高质量、可持续生活转换。
（五）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建设叙事
社会文明的建设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推行进度，尤其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高低将直接关乎中国式现代化能否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本质要求。构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本质是要在人民至上价值引领下实现社会领域从“物质保障”到“精神涵养”，从“文明实践”到“系统建设”的生动转变，核心是使人民在稳定、和谐、有温度的社会环境中得到现实追求与精神需求的满足。社会文明的构建叙事包含众多方面的协同推进，其中主要是社会治理体制和民生保障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将推进社会文明进步作为建党建国的重要标准，并在百年的探索过程中逐步确立了中国的社会文明发展方位。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上，党的现代化实践涵盖了教育体制、民生保障、就业政策、治安稳定以及卫生健康等多方面的体制机制保障措施；在具体的社会文明创建活动中，党带领人民在日常的社会管理中通过举办社区文化节、搭建志愿者服务站、推行公园文明引导活动、实施棚户区改造、推广厕所革命、实行垃圾分类等具体措施来全面推进社会文明的进步。尤为重要的是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使全社会步入小康生活，顺利带领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协调发展和包容互鉴理念不断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公民文明素养的稳步提升，实现了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全面升级。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长期将自身的现代化模式包装成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标准，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依附性发展的怪圈。同时西方现代化模式自身存在的“资本至上”“文明冲突”等弊病，无法回应人类文明的共性发展诉求。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体系通过坚持以自叙为根基，同时辅以他叙，在自叙与他叙的互动中形成了以自叙为主，他叙正面回应自叙的有机循环，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从“主动发声”到“借力发声”，再到“自主发声”的主导性叙事格局。
（一）由“被动叙事”向“主动叙事”转向
追求现代化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夙愿。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现代化萌发于西方社会，由西方国家率先开始的现代化有力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但西方国家为满足现代化建设需求所开展的殖民活动，造成世界大多数被殖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步履维艰。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新殖民主义体系的形成，西方国家不再依靠直接占领的方式谋取现代化便利，而是采用较为隐蔽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和不平衡国际权利企图打造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西方国家通过鼓吹“普世价值”的世界意义在全世界兜售自身的现代化模式，甚至不惜借用武力来扩大自身的现代化影响力，导致大多数后发国家被动汇入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洪流中，成为“被动式现代化”的代名词。面对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困境，后发国家亟需完成现代化的文明叙事转向，实现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系统性超越，进而抵御“普世价值”对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侵蚀，这种从被动发展到主动追求的现代化选择道路，成为后发国家顺利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中国寻求现代化的历史轨迹同许多后发国家一样，起初都是在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后的民族危机中被迫卷入现代化发展大潮。无数仁人志士曾千方百计向西方国家学习现代化道路以摆脱民族危机，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一部分先进人士在马克思主义熏陶下建立了代表无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标志着现代化在中国从此具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也预示着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叙事彻底由“被动叙事”向“主动叙事”开始转变。在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化的认知视域中，实现社会主义是其奋斗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了“三座大山”，完成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这一历史性成就，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社会条件。在此后长达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等战略，实现了经济跨越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步入世界现代化的先进序列。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所做出的自主选择道路、自我定义文明、赓续传统脉络以及推动共生互鉴等模式，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由被动向主动的历史性转换，为人类现代文明提供了“非西方”的全新范式。
（二）由“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转向
现代化的发展辩证体现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立和统一，其中对立的主要矛盾呈现为后发国家在发展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碰撞。这种冲突尤其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表达和塑造上，导致中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和实现文明复兴的进程中始终面临“古今中西之争”的困扰。从现代化的一般性表述来看，现代化意指与传统的抗衡，“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的存在形式”。但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来看，传统与现代本就是有机统一的矛盾体，一味否定传统而形成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都是不切实际的。西方社会长期的现代化过程决定了西方的传统文明能够在较为宽松的历史环境和较长的历史阶段内适应现代化发展，同时具备调和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操作空间。后发国家作为“被动”走向现代化的代表，现实情况决定了他们只能在较短时间内被迫完成现代化以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步伐，进而造成现代化发展的时空条件被严重压缩，不能像西方国家一般从容应对现代化发展的各类问题，形成跨越式发展现代化背后所折射出的传统与现代之间极为紧张和突出的历史矛盾。面对摆在后发国家面前的传统与现代困境，中国式现代化重新谋定道路选择和策略抉择，在其文明叙事中没有放弃传统并选择全盘西化，而是以辩证的态度在充分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保留民族文化核心精髓前提下赋予现代化以文明意涵，确保构建新型现代化道路同时实现对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化。中国式现代化这种由“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的转向，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文明优势。这种叙事方式的转向，一方面体现着中华文明以其文化主体性特征所呈现出的深厚价值底蕴；另一方面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背后所焕发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具有“传统文明”内涵的现代化和具有“现代化”特征的传统文明之间有机融合所形成的文明叙事，从根本上解构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长期存在争论和冲突的历史论调，开显出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现代文明叙事新路径。
（三）由“单一叙事“向”多元叙事“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从“单一叙事”向“多元叙事”的转向，本质上是文明主体性的觉醒。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中的多元性，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开创并积极推进现代化实践中对“和而不同、包容开放”理念的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创造既具有中国特色，又拥有现代文明共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世界文明叙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多元叙事”的方式有利于打破西方文明对世界文明叙事的主导。西方文明作为最早进入世界文明叙事场域中的现代文明，凭借其先发优势率先抢占全球文明叙事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导致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同质化。中国式现代化为摆脱西方文明的模式约束，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实践有机融合基础上，尝试通过“多元叙事”为世界文明赋予新的文明叙事选择，同时也给后发国家提供走向现代化的不同道路可能，创造了超越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叙事方式。其二，中国式现代化“多元叙事”进一步拓展了世界文明叙事范畴。以往的文明叙事以西方的“普世价值”为叙事内核，其文明叙事的背后映射的是对西方文明的过分推崇。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以世界文明美美与共为初衷，通过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肯定不同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积极贡献，并尊重各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得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使世界文明叙事的范畴进一步扩大。其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叙事”有利于不断丰富世界文明叙事模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深层次矛盾持续加深，单边主义、“黑天鹅”“灰犀牛”等全球风险事件频发，文明冲突论与文明优越论等言论甚嚣尘上，文明之间的差异成为少数大国瓦解与分化他国文明的战略条件。尤其是当政治霸权、经济霸权等霸权形式开始以文化霸权的方式渗透入世界文明叙事当中，除西方文明之外的各类文明不约而同在文明现代化的进程中受阻。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坚持以胸怀天下、有容乃大的叙事方式不断推动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模板”，而是以自身文明为根基，并在叙事交流中充分汲取各国文明智慧，创造出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的现代化模式。以多元的叙事方式推动文明之间的和谐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话语构建，是对“西方现代化=现代化”“资本为中心”“文明优越论”单一叙事的根本性突破。它以“两个结合”为核心逻辑，通过物质文明开拓、制度文明探索以及精神文明孕育的多元维度，构建起一套既扎根中华文明土壤、又具有全球解释力的话语体系，为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更具包容性与可适用性的叙事框架。
（一）在物质文明的开拓实践中反思与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迷思
“现代化=西方化”的话语迷思本质上是西方通过先发工业化优势构建的，以资本为主导并具有线性演进特征的单一物质文明叙事，这种由西方现代化肇始的物质文明实践从一开始就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对外开放基础上，通过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有力克服了后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的依附性，并在“两个结合”引领下走出一条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创造物质文明强有力回应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全球现代化发展的束缚，尤其是通过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揭露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缺陷。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引领物质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在物质文明的开拓实践中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生产力质的飞跃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落地，以此凸显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根本实践动力这一重要地位。其一，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发展来看，传统生产力面临向新型生产力的转型升级。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经济发展中创新的核心作用，通过运用新材料、提炼新工艺、研究新技术不断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在实现生产效率质的飞跃基础上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这之中中国尤为注重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新质生产力视为促进物质文明繁荣的关键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中国式现代化以科技自立自强作为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支撑，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数据要素为核心、绿色低碳为方向，通过新质生产力重构生产函数、优化资源配置、重塑竞争优势，不断发挥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生产效率“质”的提升、生产力“绿色”赋能以及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上的关键作用，以生产力的“新质化”书写物质文明繁荣的新篇章。其二，从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构建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发展新兴产业和创新传统产业模式，“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中坚持创新驱动、协调发展、绿色转型、开放合作，在肯定实体经济对现代化产业支撑作用的同时，通过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加速落地。同时，为加快形成系统完整的中国式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还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中主动发力，注重优化基础设施的架构、功能、布局，推动中国式产业体系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中国式现代化在繁荣物质文明的实践中充分证明了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物质文明道路，推动全球现代化朝着更公平、可持续、包容的方向迈进。这种依靠物质文明实现对“现代化=西方化”现代化迷思的回击，不仅解决了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更为全球现代化提供了“非西方”的全新选择。
（二）在制度文明的探索征程中揭露与破解“资本为中心”的话语陷阱
“资本为中心”的话语陷阱，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逻辑对社会价值、制度设计以及人的主体性的全面渗透与异化。资本主义文明一味追求利益的“营收”，人为割裂与对立物质文明同其他文明的关系，并将资本增殖伪装成理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使制度、文化乃至人本身彻底沦为资本的工具，最终导致社会陷入“私享文明”的困境中。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视域中，人类文明的真正普遍性应该体现为既能满足社会物质需求，又能实现社会各领域之间全方位协同发展的整体性文明，这之中制度文明的推进和实现将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提供坚实保障。中国式现代化以重构人与资本的关系为制度文明探索的根本前提，通过重塑人与资本的关系让制度回归到为人民服务的原初语境，推动资本从原本的“主导者”向“服务者”角色转换。中国式现代化对制度文明的探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层面，呈现为一种与时俱进的历时性过程。尽管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文明探索在当前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众多堵点卡点；共同富裕这一社会共同诉求任重而道远，城乡区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是阻碍共同富裕实现的现实阻碍；党的建设中还存在各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滋生蔓延的状况，等等。面对此种境况，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从现实维度推进制度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以人民至上为制度设计的基本前提，努力将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在物质文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通过谋划、制定、建设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驾驭，确保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维持资本的运行轨迹和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使资本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前进的“动力”和“燃料”，为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积累丰富物质条件；在政治文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律法规体系的补充完善，进一步确立人民在公共服务与公共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将原本由“资本为中心”话语陷阱而催生的凌驾于人民至上的特殊权利转化为致力于服务人民的公共权利，切实满足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要求；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为不断滋养和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通过传播正向而积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人们提供直达群众身边的优质文化资源、讲好群众故事的共鸣文化产品，并用文化+融合方式拓展精神生活的边界，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会环境；在社会文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解决困扰中国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使每个普通人都能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拥有切实获得感，进而在精神文化、社会参与中拥有归属感，保障人民群众共享社会文明成果；在生态文明建设上，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有机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要求贯穿于规划、建设、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推动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架通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文明发展桥梁，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实现。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文明探索保障全球制度文明共生成为可能，在揭露与破解“资本为中心”的话语陷阱中为全球制度文明进步提供新可能。
（三）在精神文明的孕育创造中证伪与批判“文明优越论”的话语臆想
西方社会一直以来对文明演进、文明体系和文明格局的认识都建立在“文明优越论”之上，形成了文明等级化的基本认知。在西方对于文明的认知视域中，西方文明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世界文明在西方文明引领下被划分为不同的文明秩序，分别是代表最高文明水平的西方文明，与其他代表“半开化”和“未开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西方社会主要依据生产力实现的“物化”水平高低作为评判文明高低的标准，按照这种评判标准，西方文明必然代表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而其余的“半开化”和“未开化”文明则要在西方高等级文明的洗礼下被迫接受“文明改造”和“文明提升”。西方文明构建的这种文明秩序，决定了西方文明将借助于强大的国家实力和高超的生产力水平占据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西方社会这种对人类文明形态绝对化、标签化的行为，本质上是服务于霸权逻辑的一种话语臆想。但“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文明的差异绝不能作为评定文明等级高低的条件，更不存在任何一种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优等”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在推动物质文明繁荣的基础上大力倡导精神文明建设，以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为系统性解构“文明优越论”话语提供重要途径。首先，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对文明评价维度的重构，将有力回击“物质决定论”的话语迷思。中国式现代化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视为双向赋能的有机整体，这种协调澄清了文明发展并非被动性适应物质增长需求，而是以精神文明引领物质文明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跃升的过程。这就彻底否定了“文明优越论”中将物质丰富等同于文明优越的线性思维，确证了精神文明作为衡量文明进步的核心标尺这一逻辑向度。同时，“文明优越论”在过分追求“物化”水平的背后必然导致物质主义泛滥、精神空虚和社会失序，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武装思想，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推动“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精神富足”同步实现，这种具有精神文明内在性的发展模式充分证明了现代化道路的多元性，实现对“文明优越论”中西方文明标准唯一性的彻底揭露。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凸显了精神文明的内在凝聚力与外在感染力等隐形价值，根本上否认了西方文明强加于自身的“优势地位”。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文明的构建中通过共同的价值追求、文化记忆与伦理共识，将个体联结为命运共同体，形成抵御文明分裂、推动文明进步的精神纽带。例如西方文明为标榜自身文明的优越性，以资本逻辑或宗教教条试图确立自身在人类文明中的核心地位，却容易因利益分化或信仰冲突而破产。中国式现代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强调“义利兼顾”“以义为先”，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属性，决定了这种精神文明建设所形成的凝聚力将更具包容性和稳定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文明建设始终坚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价值理念，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中国式现代化对精神文明的回归，既包含对内通过凝聚共识使个体在共同体中获得自我归属感；又包括对外传递“和而不同”价值理念，使不同文明在互鉴中增进理解和认同，这种精神特质恰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最有力的驳斥。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构建对文明优劣静态偏见的消解，必将为人类文明对话与进步提供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