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端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革新的工业革命在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共同加持下率先开启了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并拓张出一条人类发展进步的快车道，推动资本主义文明应运而生。可以说，“文明时代”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承载的意义是紧密相连的。但是，如何解释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文明化进程，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现代西方世界并未能对其作出系统性的科学阐释，而是抽象地将这一进程置于人类生活之上，由此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文明和以“思维的知性”架构理想化终极实体的形而上学或唯心主义的理论窠臼。这种逻辑不仅指引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而且试图通过中心主义的叙事原则渗透进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为文明单线进步论和文明优越论等铺就道路。不同于近代启蒙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将文明进步归结为理性完善的抽象幻想和思辨哲学家对人类文明的概念化演绎，马克思恩格斯从既有的现存事物——资本主义文明出发，展开了对“文明时代”诞生及其自我辩证运动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从而客观揭示了文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人类文明的变革演进提供了科学依据。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赓续传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核心要义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中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叙事要义出发，总结概括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原创性贡献，对于深刻揭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当代生命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成果的学理化系统化阐释，具有重要意义。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马克思恩格斯以物质生产实践的本源性为基点考察人类文明的生成与流变，由此解蔽了从抽象的观念出发去理解文明的形而上学范式，科学指认了文明的实践本质，并将资本所统御的社会标定为现代文明的真正到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资本至上”的文明制度批判、“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秩序构思以及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探寻，他们在批判与建构相统一的逻辑理路中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提供了人类文明变革演进的科学依据。
（一）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高度的“资本至上”制度批判
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生产方式内在结构和固有矛盾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突破了以往社会批判者诉诸宗教批判和停留于表象的道德谴责方案，以历史辩证法为武器，对现代资本主义做出了彻底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在肯定与否定中揭示了其“文明”与“野蛮”共生的双重面相。自始至终，他们都未曾否认资本造就的文明景象——就物质生产而言，资本的文明面促进了生产力的指数激增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并为更高形态的文明出场孕育了充盈的物质财富和各种进阶要素；而且，伴随着政治解放对封建专制王权的颠覆性摧毁，自由、平等、民主等反映资产阶级价值需要的进步观念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了传统的等级意识束缚，使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重塑与解放。应当承认，作为现代文明的开创性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拥有文明、工业、秩序并且至少是相对开明的现代资产者，同封建主或者同尚处于野蛮社会状态的掳掠成性的强盗比起来，毕竟略胜一筹”，其所展现的工业化生产、政治变革、文化进步的文明意义得到了历史的确证。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隐匿于资本主义合乎文明进步景象背后的，是极端的物质膨胀主义所导致的单向度弊病和文明与不平等同步推进的异化悖论。从经济制度层面看，随着生产过程的日益集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越加明显地表现出来”，由此不可避免地激化资本主义文明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促使资本主义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遵循着“资本中心”的逻辑原则，资本主义文明制造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颠倒对立，致使现实的个人在全面的物化关系中被抽象所束缚，丧失自由自觉的生命表现形式而降格为工具性存在，“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的统治从生产领域极端化地蔓延至社会的各个方面，衍生出了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虚幻的共同体”和虚伪的意识形态，暴露出其政治制度层面“民主承诺”与“资本专政”的深刻对立。随着劳动降格为被资本操纵的谋生工具，“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故而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他就越发陷入“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野蛮境地。因此，在资本主义物的狂欢背后，实则呈现出的是文化制度层面意义世界坍塌、社会制度层面公平正义缺失以及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景象。从根本上看，资本主义就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只会“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
（二）指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新世界秩序构思
毫无疑问，批判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构，更在于从根本上“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通过对资本文明时代双重面相的客观揭示，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的历史眼光戳穿了资本主义的“神圣形象”；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廓清了资本主义文明存在的历史限度，指明了未来新文明出场的逻辑必然。“文明是实践的事情”，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特征决定了奠基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之上的人类文明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因此，尽管“文明时代”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必然，但它注定只是暂时性的存在而无法逃离走向自我终结的命运。“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伴随着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将敲响私有制的丧钟，开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新纪元。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性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对未来新型文明的崇高展望和科学构思——“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象征着私有制“文明时代”的终结和真正的人类文明史的开启，标志着共产主义文明的到来。这一崭新的文明图景将彻底消解资本权力编织的奴役之网，实现自由解放的人类社会之终极追求，使人的类本质和世界重新复归于人。作为一种否定和超越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共产主义将替代以往所有“虚假的文明”，摆脱“虚幻的共同体”桎梏，呈现出全人类共享文明成果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本真样态。在马克思看来，要建构起自由解放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必须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由“真正的共同体”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实现“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物”对“人”的统治也将随之消失，“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此时，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也将走向“和解”，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分裂将得以弥合统一。
（三）世界历史视域下俄国公社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道路探寻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描绘了未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美好秩序图景，对于走向这种“新文明”的道路探寻，他们也始终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展开的。基于世界历史的解释框架，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在人类文明演进规律下多元文明发展道路的叙事原则。他们认为，受资本增殖逻辑的驱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会伴随着生产和消费的市场拓展形成空间性的世界蔓延，造就资本关系的全球化，“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这实际揭示了人类文明从民族走向世界、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客观要求和普遍规律。然则，正如“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世界历史也并非单向的“西方化”，文明形态的更替和各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方案更不是停留于抽象原则的先验设定。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下，各民族国家应当深入到现实的历史环境中探索规律的不同实现方式，形成多样化的文明发展道路。据此，当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迅速失败、无产阶级革命形势陷入沉寂之时，他们便将目光投向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来探寻新文明敞开的可能。
通过对俄国农村公社特殊性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实现向新文明迈进的理论构想，由此破除了将欧洲道路绝对化的西方中心主义迷思，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强烈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将《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视作超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20］，明确指出“原始积累”仅限于西欧国家，俄国等东方国家并非亦步亦趋地要经历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这种探讨，在当时仅仅只是一个可能性命题，由可能到现实的转变，还“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因此，他们极为审慎地为当时俄国的“跨越”提出了严格的限制性条件：客观上俄国土地公有制的存续巩固以及主观上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与俄国革命的遥相呼应。这就意味着，落后国家要真正实现“跨越”走向现代文明，必然要立足于自身现代化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正确处理好“现代性”与“自主性”的关系，选择与本国现代化发展需求相契合的文明道路。
如上所述，资本开创的现代文明固然积累了“文明的果实”，然则，“文明的景象仅仅散见于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周围地区”，其“资本至上”逻辑下物质主义膨胀所招致的文明与野蛮并存的异化景观并不是人类文明的应然状态。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看来，文明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范畴，必然呈现出社会整体协调发展观照的进步意蕴。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秉持“以高质量发展推动物质文明建设、以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政治文明建设、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以共同富裕推动社会文明建设、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聚焦于“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的文明实践，实现了对“资本至上”单向度文明发展的超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明结构观的时代内涵。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进步的一切大的时代，是跟生活来源扩充的各时代多少直接相符合的”，文明的发展首先以“现实的人”从事实践活动创造的生产力增进为实存基础。另一方面，人类的文明进步又“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尽管资本主义文明发展了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但是，资本逻辑的支配与反噬却用公开的和直接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神学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由此“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不同于西方“资本至上”的经济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资本文明辩证批判原则的前提下，正确认识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既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文明作用，又针对资本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潜在威胁以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规范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实现了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结合，彰显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面对新时代新的发展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提出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命题，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形成经济富强的文明发展格局，由此筑牢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文明根基，开创了人类社会经济体制的新的文明形态。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政治文明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代表了现实个体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的实现程度。从根本上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造就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使得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因而不可能摆脱作为阶级统治工具实行剥削与压迫的本质规定；相应地，资本主义民主也只能通过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其将人民排除在外的客观事实，最终沦为服务于市民社会有产者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虚假镜像。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未来社会应是扬弃政治国家虚幻统治外衣、体现人民普遍意志的“真正民主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人民群众对民主、正义、法治等方面的现实需求，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体现了对于“真正民主制”的追求。“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秉持人民至上的民主价值观念，全过程人民民主将人民民主融入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通过坚持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序运行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开创了人类政治制度新的文明形态。
在文明结构系统中，隶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文明建构于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在普遍化商品交换支配的文明体系下，资产阶级借助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等形式，营造出看似多元和谐的资本主义文化繁荣景象。实质上，这种只服务于少数食利者阶层的文化生活“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不过是被功利性经济理性和资本逻辑裹挟的虚假意识形态，因而必然深陷拜物主义的泥沼呈现出精神生活物化虚无的显著特征，催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畸形发展的扭曲样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所诉诸的是物质财富充裕与精神世界充盈的高度统一，表现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聚焦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目标，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视作现代化建设的两翼，不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从而克服了西方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的物化逻辑对个体精神生活美好样态的遮蔽。习近平指出：“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人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指导，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调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从而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广泛凝聚人民群众精神力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了强劲动力。
社会文明是走向全人类解放的应有之义，反映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文明进化状态。在“资本至上”的制度框架下，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不仅使人与人的本真社会关系被物象所掩盖并发展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对抗形式，而且导致了社会生产与贫富分配的集中化和两极分化，加剧了社会治理危机。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和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资本剥削所引发的人际异化、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等社会危机将在“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及其有效的治理机制中得以彻底解决。马克思指出，这种理想性社会文明“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在那里，由阶级差别所导致的社会各领域的不平等关系将被个体间和谐的社会关系所取代，进而于财富的占有分配而言，它“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遵循着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对社会文明建设的指引，中国式现代化将公平正义的实现作为诠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聚焦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着力促进现代化发展成果更具普惠性和可及性，构建起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向度。与资本主义社会治理造成的贫富分化和无序乏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将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框架之中，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从而使“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逐步塑造出社会治理体制的新的文明形态。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断突破自然盲目性制约与克服自身自然自在性的相互交织过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贯穿于人类文明的始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也是人类实践改造的对象，“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生态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表征。然而，当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后，受制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人为自然立法”的价值理念取代了“人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的传统认知，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本真性一体化关系被彻底撕裂，造成了“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和“文明的阴沟”，人类也由此不得不承受自然所施加的“报复的恶果”。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事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性和进步性，构成了共产主义社会“高度文明的人”的价值追求。不同于人与自然“两极对立”的西方“二元思维”，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实践基础上的“关系思维”去把握人与自然的内在一致性和关联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等重大论断，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格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发展的可持续性超越了西方现代化的生态困境，开创了人类生态文明体制的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诉求虽冲破了中世纪宗教蒙昧的“非文明”因素，但其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文明秩序却成为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枷锁。只有扬弃市民社会的根本立基，建立起“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文明秩序，实现人类解放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之到来才是可能的。进入21世纪，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境遇，中国式现代化着眼于“人类社会”的秩序追求，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文明交往方式，实现了对资本主导下世界文明秩序的批判性反思和历史性重构，从而提供了人类文明走向自由解放的实践形式，擘画了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观的新时代图景。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以市民社会为秩序特征的现代文明形态，其实质就是无数追求个人特殊利益的原子式个体结成的“虚幻的共同体”。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市民社会理论的深入考察与分析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本质和等级特性，由此阐明了这种社会结构背后的私有制根源，剖释了资本主义文明何以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根据。表面上看，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瓦解了同“现实的人”相异化的封建社会关系，国家成为普遍利益的代表，人民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但事实上，“现实的人”只有作为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的个体才能获得真正承认，私有财产的实际差别决定着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广度及其实现程度。由此可见，金钱至上构成了市民生活的根本原则，在以需要和私人利益为纽带的市民社会，“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马克思指出，正是私有制的存在导致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使得代表普遍性的共同利益演变为满足资产阶级特殊利益的虚假外壳，市民社会充斥着鲜明的不平等特性，不可能成为“应然合理性”的普遍的人类解放的沃土。
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冲破民族地域界限席卷全球，在资本文明强大的经济渗透力和政治控制力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原则蔓延至世界各地，致使人类文明秩序呈现出剥削性和非正义性，引发了不同文明间的冲突对立和全球文明体系的不平等状态。由资本逻辑外化开辟形成的世界历史，既创造出普遍化的交往方式，“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同时也加剧了资本笼罩下全球发展的不平衡，使后发国家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到了资本逻辑主宰的支配—从属关系中，世界文明秩序深陷殖民主义的泥沼。这实质就是市民社会的私利性原则以“自我”为原点将资本主义逐利模式投之全球的文明霸权写照，在此过程中，借助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进路，资本主义文明打压、排斥乃至消解其他文明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意识，否定与抹杀多元文明共存的客观事实，以野蛮征服的方式强制人类文明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前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世界文明秩序的畸形依附样态，将世界文明引向充斥着各种对抗与矛盾的虚假“共在”。显而易见，纵使资本主义开创了现代文明，但其以市民社会为根本立基的文明秩序仅仅具有“历史的限度”，无法承担起引领人类文明走向自由解放的重任。
基于对市民社会内在本性及其所招致的殖民扩张的剖释批判，马克思“建立了由市民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逻辑”，提出了一个超越市民社会的理想秩序模型，即“人类社会”。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指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文明，意味着人类解放的实现完成。由于“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因此“人类社会”的文明秩序只有在普遍的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前提下，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是可能的。换言之，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冲破地域局限的人类自由联合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到来的必要条件。尽管在当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类的自由联合尚未到达理想的“人类社会”秩序状态，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神圣形象背后矛盾弊端的暴露展现，西方声望日渐式微，社会主义的中国逐渐走向世界的中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创造性地实现了现代文明与“真正的共同体”的时空交汇，提供了当代人类走向自由解放的实践形式。
立足于人类解放的价值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全人类这一“类主体”的文明高度，以朝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即“真正的共同体”为目标，通过寻求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将由资本主导的以市民社会为根基的世界文明秩序改造升级为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逻辑前提的世界文明秩序，以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批判性地吸纳了传统中华文明天下观所蕴含的“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有关人类文明秩序的合理理念，推动其在命运与共的时代实践背景下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此促成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崇高追求。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血脉，塑造出中华文明的和平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了强大的文化力量，为推动世界文明秩序变革、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文明格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当前国际秩序仍然受到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和霸权思维的影响，面对“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原则高度出发，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人民的共同和根本利益结合起来，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四大全球倡议”为理念体系和行动纲领，开辟了两制共存时代人类通向“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途径。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旨在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文明秩序。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零和思维与霸权主义导致的全球不确定、不稳定的安全风险，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命运安危与共的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从而超越了以邻为壑、独善其身的西方狭隘安全观，为推动构建平等有序、民主法治、长治久安的合理化世界夯实了安全之基。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旨在构建一个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世界文明秩序。针对资本主义极力鼓吹的“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狭隘文明观，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不同文明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和客观需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由此破除了盘亘于异质文明间的交往壁垒，重塑了全球文明交往的秩序格局。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构建一个全人类共同利益最大化的文明秩序。针对资本主义文明借助“普适”外观对普遍性全球共同利益的非法侵占，人类命运共同体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高度，致力于解决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强调在求同存异中实现合作共赢，维护和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化，生动诠释了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发展的理想文明秩序之应然景象。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文明秩序。针对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下出现的地区动荡不安、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盛行，以及国际法则遭受到严重破坏等治理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各国人民期待，积极落实“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的治理理念，为维护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可以说，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坚固柱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切实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关于新世界文明秩序的构想化为现实的生动实践，为马克思所设想的全人类自由解放指明了时代路径与方向，擘画出21世纪不同文明多元互鉴、和谐共生的交往新景象。
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跨越论”思想，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共时性关系不仅预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打开了人类探索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可能空间；而且揭示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本质性关联，表明对作为普遍性特质的现代化追求是世界文明的必经之途。然而，如何推进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效结合，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在实际建构中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课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蕴含的现代化发展价值理想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辩证把握了作为现代文明内在特质的普遍现代性与作为中华民族特殊历史现实的内在统一，既充分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文明道路的理论设想，又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式的文明意涵，由此开辟了人类现代性发展规律与文明自主性深度融合的历史新路，书写了马克思主义文明形态观的时代篇章。
如上所述，伴随着世界历史的开辟，从西欧各国拉开帷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迅速扩展至全球，消解以往“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形成了“地球和人类的完全欧洲化”景象。可以说，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注定了各个民族融入现代化潮流的普遍宿命，无论主动抑或被动，走向现代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然而，顺应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之“铁的必然性”并不等同于顺从西方现代化模式，资本主义道路也绝非走向现代文明的唯一蓝本。现代化作为民族国家的普遍追求，应然有不同的实现方式。不可否认，无论在发端起源、核心动力还是发展趋势上，资本主义文明与现代化都呈现出了高度重合的近趋同步性，使得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一度被贴上了具有绝对普遍性的至上标签。实质上，这种将“现代化=西方化”的主观预设，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偏见，从根本上背离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文明观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绝不是简单的西方化过程，而是各民族探索多元文明形态的历史性综合。“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正如“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各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方案也不是停留于抽象原则的先验设定和对既定目标的线性求解。事实是，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因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与文化传统，在现代化历程中遭遇着不同的发展矛盾与现实难题，只有根据自身所处的客观具体环境的特殊差异，正确处理好“现代性”与“自主性”的关系，才能摆脱“现代化=西方化”的认知误区，走出适合本国发展实际的文明之路。
百余年来，通过坚持和发展“两个结合”，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求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时代答案，从而成功规划出一条蕴含着普遍性历史进步意蕴的特殊发展道路，由此破除了西方现代化的外部迷思和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定势，使中国式现代化于世界现代化浪潮中既昭示出“与国际接轨”的共性目标和宏阔视野，又彰显出“走自己的路”的主体自觉和文化自信。一方面，从世界历史的视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之新’‘本质之新’在于对世界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遵循着对解决世界现代化若干弊端问题的中国解答的逻辑进路，遵循着现代化世界历史的演化逻辑。”作为现代化历史演进“质”的规定，以科技进步、社会化生产、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全球化等文明要素为表征的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内在根据，引导着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方向。因而，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实质，在于发展何种现代性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批判性视野中，资本主义现代性孕育的文明形态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与现代文明成果发生历史性剥离，并以“内在超越”的形式开辟出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可能道路。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文明并不具有绝对必然性而是“可以跨越”的特定阶段形式，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也并不是绝对普适的唯一现代化道路。但不容忽视的是，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却是现代性的普遍共通内容，其所蕴含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则是“不可跨越”的。基于生产力发展不可跨越的客观规律性，中国式现代化沿着工业化、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等现代文明导向的一般规定，吸收借鉴资本主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合理因素，展示了后发国家以追赶式战略迈向现代化的文明面貌；同时，基于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承继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真正的普遍文明”的期许展望，着眼于社会主义制度对“人的解放”的超越性目标，释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特质和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意蕴。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本质规定，使其呈现出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全方位扬弃和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则赋予科学社会主义以中国化时代化意蕴，使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焕发出21世纪的生机活力。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开辟既不是脱离世界现代文明历史方位参照系和坐标系的存在，它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不是对他国文明成果的“照搬照抄”或盲目“移植”，它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客观而言，中国是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入到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加之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任务叠加、时空压缩的复杂特质，也决定了只有扎根中国大地和植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从历史走向当代，才能形成以自身为根据的独立自主的文明建设方案，进而开拓出面向未来的新的可能。“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道路，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则是在这条历史道路开辟之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物，标志着从道路自主到文化自信的跃迁，展现了中华文明对精神独立性和文化主体性的自觉追求。正是这种独立自主的文化精神，使中华民族秉持坚定的自我意识，“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而是强调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从而为国家认同凝铸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自信自强的文化特性。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有力诠释了现代文明发展的内在机理，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成就了“中国特色”之所然的历史真谛。
马克思曾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道路探索既折射出与他者相异的特殊民族特性，也在同世界现代化普遍逻辑相结合的进程中将自身提升为有着更高历史阶段意义的“普遍”。这即是说，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西方化”的祛魅与解构不仅确证了落后国家走向现代文明道路的特殊性，而且实现了对西方既定支配性普遍性的重构，生成了一种能够容纳特殊性的自主性普遍性。这种自主性普遍性主张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寓于各民族国家特殊道路的实现方式之中，尊重不同民族国家由于国情、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的不同而走出的现代化道路的多样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固然，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样态和道路探索，任何国家都无法简单复制照搬，但是，它对后发国家独立自主探索现代文明具有普遍性示范意义，为发展中国家正确处理现代性与自主性道路难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让想发展、要发展的国家看到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是可行的”。
综上所述，基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出发，科学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步规律，勾勒描绘了超越现代资本文明的自由解放的共产主义文明的应然景象，形成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中国化时代化样本，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真理力量，从制度结构、秩序建构和发展道路等方面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的文明期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五位一体”全面推进的文明制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秩序建构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道路拓新，不仅奠定了“何以现代化”的“中国之问”的文明基石，而且为“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提供了方向指引。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面向未来，中国式现代化文明观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逐步推进中不断续写现代化文明观的新篇章，彰显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体自觉和历史主动，实现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