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货币史研究侧重于银钱比价、铜元等问题，既有成果汗牛充栋。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杨端六的《近代货币金融史稿》是金融方面的重要著作。魏建猷侧重于讨论近代以来的货币制度和改革，以及外国货币进入中国货币市场的影响。杨端六则以金融和货币制度为切入点，系统说明近代制钱问题、银两的计量、银钱比价的变动以及中国传统金融制度和外国金融势力渗透等问题，尤其是对近代物价有所讨论。另外，货币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这本书集中探讨了近代的币制变革、货币流通数量、货币理论。梁辰在对铜元流通市场圈及其地域空间迁移轨迹的研究中指出，商品市场的分割状态，实则源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等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其结果直接形塑了铜元市场的分布格局。王子藤指出清廷币制改革中忽视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滥铸、滥发引发通货膨胀。诸多改革失误使本就萎靡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导致政局崩盘。石俊志认为清政府过度地使用货币手段从民间敛财，会引发社会经济衰退及政治动荡。彭凯翔以清代以来的粮价数据为主线，用当代计量、经济分析加以梳理，分析物价总走势。与财政研究相似，外国尤其是日本，对近代货币史研究也有所建树。清水孙秉著有《清国货币论》，这本书主要对近代金融机构、货币制度、货币种类有详细叙述。近代币制的变化与改革也是日本专家研究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根岸佶的《中国货币改革论》的重点就是近代币制改革。现有论述对晚清货币研究形成有效推动，相比较而言货币制度与物价关联相对薄弱，本文拟进行拾遗补阙。
新航路开辟后，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正德之后，明朝政府开支基本依靠白银。万历时期，张居正推行赋税改革，以“一条鞭法”替代原有的税收制度，正式确立白银法定货币地位。
白银的货币化进程契合了经济发展对流通手段的现实需求，成为货币市场演进中的必然选择。唯中国自身并非白银产地，白银供给长期依赖日本与美洲的输入。随着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中国对白银的依赖逐渐转向美洲。至明末，美洲白银流入量锐减，严重冲击中国经济，崇祯年间更因银源匮乏而引发货币体系的动荡与崩解。清朝延续明代以白银为本位的货币制度，其对外来贵金属的高度依赖亦始终潜藏制度性风险。恰如学界所言“国内货币供给量受制于国际市场货币金属价格的变化，无疑是经济持续增长的一大隐患”。
19世纪初，拉美独立战争导致美洲白银产量急剧下降，引发全球性经济萧条，工业革命的先驱英国首当其冲，在1825年爆发首次全国性经济危机。以1600年为基准，英国物价指数在18世纪末持续攀升，至1812年达到峰值334。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的19世纪10—20年代，英国开始下降，1835年降至谷底。约为185，降幅超过40%。这一经济衰退也反映在贸易领域，例如中国对英茶叶出口价格：1783—1789年，英国茶价约在每镑2先令10便士—3先令10便士。1844—1846年降为2先令1便士—2先令4便士。尽管鸦片战争后中国茶叶出口有所增长，然全球经济不振依然构成压抑茶价的重要背景因素。面对白银供给之枯竭，英国亟需寻求替代手段以弥补白银流出，而中英贸易中长期存在的逆差格局遂成为其调整重点。鸦片因产地接近且单位价值高，遂自然演化为替代白银的理想贸易品。随着白银输入日益匮乏，鸦片遂逐步取代白银，成为英国对华输出的主要商品。数据显示，1810—1829年鸦片输华量超过10000箱。贸易结构的转变引发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叠加国内白银存量锐减与国际供给持续萎缩，使中国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货币危机之中。
在全球白银减产和鸦片大量输入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陷入多重困境：鸦片泛滥导致白银持续外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银钱比价严重失衡，农业生产萎缩，物价持续走低。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使中国货币体系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银贱钱贵”逆转为“银贵钱贱”的局面。银价上涨在嘉庆时期有所体现，但因绝对值在官价以内和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清政府库存白银进入市场而有所减轻。但这一效果转瞬即逝。数据显示，银钱比价在1808年突破官方定价达到1040文，1820年攀升至1225文，至鸦片战争前夕更飙升至1400文以上，短短三十年间涨幅超过30%。
白银价格持续上涨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清廷虽实行“银钱并重”的货币政策，但是，伴随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银逐渐占据主导，以至于“日久渐失初意”。政府税收基本征收白银或银七钱三。因民间日常交易多用制钱，而纳税时需按市价折算为白银并附加火耗等费用。当银价快速攀升时，制度缺陷使民众实际税负加重，不仅削弱纳税能力，更危及国家财政稳定。1805—1832年，江浙两省因银价上涨，居民需向国家多交付制钱211万余串，“一年四月之粮，完一年之赋”。江西实际钱价超过1400文，“亏折亦甚不无苦累”。直隶省宁津县大柳镇“统泰生记”商店出入账显示税收实际负担增加30%以上。与此同时，白银价格上涨导致铸币成本激增，地方政府为减少亏损纷纷停铸制钱，进一步加剧经济萧条。各省督抚鉴于银价昂贵“成本过重奏准停铸”。户部尽管要求各省恢复铸币，“永远开铸，不致旋停旋铸”。然督抚指出“近年银价愈贵，若照部议开炉鼓铸，比道光四年亏折更多”。以福建省为例，若遵令铸钱，年亏损将达43200串。
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持续低迷，“突出的现象是银贵钱贱，物价下跌，交易停滞，商民皆困”。与此同时，鸦片输入量激增至年均4万箱，年均吸纳中国白银1.5亿元。王庆云等官员估计“海舶新疆岁出千万，漏卮不塞，有往无来。”道光十四年（1834年），御史朱成烈统计广东每年外溢白银3000余万两，仅福建、浙江、江苏走私出口各不下1000万两，天津外流2000余万两，请求沿海督抚、各海关监督严查。白银外流在世界性白银短缺情况下加剧了中国银计物价下降和经济萧条。鸦片战争后，部分地区银钱比价如下表：
表1 华北地区1833—1850年银钱比价表（1821年为基期）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表2 1833—1850年江南地区银钱比价
资料来源：彭凯翔：《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表3 道光年间直隶地区银钱比价表
资料来源：根据刘鸿翔：《银价愈增宝福局铸钱亏损暂缓开铸》（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裕泰：《钱贱银贵宝武局铸钱亏损成本仍难开铸》（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讷尔经额：《钱价愈贱宝直局请准暂缓鼓铸》（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计算所得。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清政府统治时期1840-1911》，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76-79页。
表格反映，19世纪30年代之后，主要地区银钱比价循序提高。1830年后，银钱比价进一步失调。王庆云记载“国初以来时贵时贱，率不过一两千钱。道光十年后价乃日增”从趋势上来看，华北地区的银钱比价，鸦片战争的影响下有短暂下跌之外，其余时期均呈现出迅速上升态势。1849年，飙升至2355文，成为历史峰值。江南地区的银钱比价的绝对值始终低于华北地区，不过总体走势却与华北地区大同小异。例如1848年双方的银钱比价为2089文，与1833年相比，涨幅高达70%左右。鸦片战争引起的局部地区物价异常波动结束后，全国性物价步入低落阶段。清朝货币体系依然出现较强地区化特点，“一省之大，市厘情形不能一律，或由平色高低不同，或有串头虚实不等”。银钱比价进一步增长，“例价不及时价三分之二”。政府采取官价发放制钱俸禄和军饷，造成“官员已不无赔累，穷苦兵丁与生计尤有关系”以1760—1780年平均物价为标准，1841年后中国物价水平由122开始降低。1845年降至标准值以下，约为98.82。1848年下降到85.24，形成近代史第一个物价洼地。咸丰初年，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御史张修育发现在白银核心货币体系情况下，白银不足已经冲击经济安全。近代中国白银产量有限，难以有效满足经济需要，造成货币市场“用只有此数”。在白银充当半本位币情况下，“尽其所有流通于上下，尤恐不给”。
外来白银锐减之时，金属货币弊端逐渐显现，随着银钱比价上涨，币材之争和铸币亏空构成地方财政新的压力与币制问题。嘉庆初期，支撑全国币材的云贵铜矿、铅矿处于“积疲”状态，亟待“变通整顿”。宝苏局进口洋铜之外，年缺口币材15000余斤，完全依靠江西在滇铜份额内划拨。1826年，江西省借故拒绝调拨滇铜，迫使宝苏局订购高价红铜。红铜因纯度较高，每百斤售价达到26串400文。按照官方价格每百斤12两之外，地方财政每年亏损1530余串。道光末年，云南铜矿在长期开采情况下，已“今百有余年，攻取太多，物力亦绌。”道铜矿匮乏之时，生活用铜逐日增加。光萧条尽管对中国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社会层面依旧奢华。何绍基曾经记录京官生活19世纪初到咸丰二年生活器皿的变化“臣自幼随任居京，迄今四十余年，寻常器物，昔日用铁者，今多易而用铜，”并且“京师如此，外省随之。用铜之滥，至斯已极”，甚至直接威胁铸造制钱币材来源。
银钱比价失衡引发连环效应，随着银贵钱贱，铸币“有亏成本”，采用白银为成本核算标准的制钱业亏空持续扩大。清廷制钱成分和发行数量实行量化管理，“遵造鼓铸，实不能无赔累”，外加“炉工、火耗、资本之需，亦颇繁重”，“制钱一文所费工本已将至二文”。宝陕局所铸制钱每枚中一钱二分，每串用银一两二分四厘六毫。按照官价，每铸造1000文制钱，政府亏损白银0.24两。伴随银贵钱贱加剧，铸钱成为财政负担。安徽省发行1串制钱需要用铜、铅共7.8斤，成本3千—4千制钱，亏损额达到200%—300%，对日益深重的财政危机形成新的压力。清廷内部争议不断。内阁学士朱嶟上奏称“工本日见其亏，钱价益流于滥，上失利柄，下困有司”。中央政府宝泉局、宝源局同样因为银价较高造成铸钱质量下降，甚至陷入“渐觉粗劣”恶性循环之中。尽管各地不约而同降低铸造数量，财政方面却依旧“亏欠官项动至盈千累万”。
清政府铸造制钱成本采用白银为单位计算。当银价持续高涨之时，铸钱成本随之提高。部分省份为减轻财政负担，相继停铸、减铸制钱。嘉庆时期，户部统计停铸省达到11个，部分省份“停铸多年，恐钱法渐至废弛”。道光年间宝福局、宝直局等9家铸币厂停铸，宝陕局减半，只有东川、宝黔等寥寥数局继续铸制钱。由于以财政为核心的货币思想占据主流，制钱铸造与经济发展背离，而以维持制造收支平衡为宗旨。官员思想依然停留于“各省停炉、制钱日少、银价日增”的财政主导和货币数量论阶段，对货币与经济内在关联缺乏有效认知。与此同时，货币数量论依然占据部分市场，白银外流似乎证明合理性。白银流失加剧引起普遍性恐慌，“银愈少而愈贵，银愈贵而钱愈贱”为部分官员关注。结合白银流失和制钱的国内流通的事实，在钱多银少的理论基础上，停止铸钱成为财政需要之外的另一种论据。
中央政府要求各省鼓铸制钱平抑银价搭放军饷。在经济压力下，户部强制要求有关省购买币材，准备发行新钱。1841年，军机大臣潘世恩要求各省恢复制造制钱，遭到部分督抚反对，引起中央与地方博弈。户部要求各省铸钱命令引起各方争议。由于铸造亏本过巨，地方官员从认知情况与货币制度出发，对铸币令采取相对消极态度。福建方面表示铜钱停铸长达近30年，商民交易“现钱（制钱）与钱票并用，是以停铸多年从无缺钱之虑”，不必增加制钱制造。在政治、财政双重压力下，福建藩司象征性制造1-2卯咸丰钱作为政治任务后，“仍请停止”。多数官员对增加投放铜制钱持消极态度。铸钱省份虽达到14个，“每岁额卯的得钱一百十四万串”。在各省压力下，道光帝被迫同意部分省停止、暂缓铸造制钱。实践证明，暂停鼓铸“银价不惟未平，且递年加增”，实践证明“停炉之计未为可恃”。
另一方面，停造制钱隐含维护贪腐既得利益阴暗目标。伴随清政府社会控制力减弱，铸钱人员“半属无赖”，多次借口成本昂贵，制造低劣制钱。各地反对恢复鼓铸制钱原因之一即“成于积习而不便开炉”。少数官员甚至趁停工之时，私自召集工人专铸小钱，形成局私。政府查访则借口民间所为，“以图幸免”。
由于银贵钱贱和金属货币本身具有价值，贱金属货币产生币材重于面额价值奇特现象。道光末年，制钱铸造已经处于“积本太重则官钱开铸者日少，铜价涌贵则奸徒私销者日多”。华北银钱比价达到2253文，超出官方比价2.2倍，制钱购买力陷入低谷。北京地区1串制钱7斤，若购买铜货仅为2—3斤，客观形成私销利润。随着银钱比价持续失调和铜钱重量屡次变更，毁钱为器成为一时风气，造成“每岁鼓铸，……不惟不多，而且递见其少”。另一方面，清政府采用变动制钱重量维持银钱比价，形成不同质量制钱并存流通，为私销制钱提供材料。经济萧条之时需要增发货币，传统官方铸币缩减之际，私铸现象渐趋泛滥。道光年间，民间私铸活动愈演愈烈，部分官办钱局竟在定额之外擅自增铸。1832年，监察御史孙兰枝在苏州查访时，惊见市面上公然流通两种货币：民间私铸钱与官局超额钱，两者分作不同价位流通。从经济视角审视，私铸现象实为官方铸币缩减、市面流通货币匮乏时的自发性市场调适机制。清廷将货币政策置于财政管理之下，体现传统财政与货币观念的主导地位。在优先保障财政收入的背景下，过度紧缩货币供应反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加剧市场低迷状态。
经济决定财政，清政府财政失衡映射出经济萧条对财政根本性制约。受清政府重银轻钱政策影响，制钱多用于小额交易，政府收税则以白银为标准。白银价格的剧烈波动直接冲击市场流通，造成“交易停顿，商民皆困”。近代早期，低附加值农业、手工业产品为经济支柱，体积大、附加值低造成商品价格涨幅空间有限。1843—1850年，华北地区零售价格指数累计增长17%（1821年为基期）。农产品售价涨幅15%，手工业品价格增速20%。同期银钱兑换比率却飙升34%，形成物价增速与货币比价提升幅度显著落差。19世纪40年代以白银计价的米价较30年代出现6.7%的环比跌幅。银计物价持续下行趋势，反映经济萧条并未结束。
在清政府推行“重银轻钱”的政策框架内，民间实际承担的税赋压力呈现上升态势。曾国藩通过调研发现，当商品价格体系出现下行趋势且银钱兑换比率持续攀升时，二者产生的叠加效应直接导致农民群体的赋役负担急速加剧。“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馀。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曾国藩表明，在银钱兑换比率攀升之经济环境下，民间纳税能力呈现显著削弱态势。当基层民众面临税收承付困境时，国家整体财政体系必然遭受波及。作为国家财政架构的支柱项目，地丁银收入的持续缩减对政府财政运转所产生的冲击效应，其严重性不言而喻。
银钱比价长期性失调，直接削弱民众交税能力。白银为核心的税制与自然经济的经济基础产生矛盾，商品经济滞后的边远省份税制与经济脱节更加明显。民众所产仅为粮食作物，然“赋必用银，且徭随粮起”，“零户银以下以十钱当一分”，明确确立银为核心的税赋体系。民众交税的支撑在于银钱比价的有利性。然类似的优势既缺乏制度保障，亦无经济基础支持，税收与经济产生的隐患“恐贻后累”。
少数官员鉴于地方税额较大，“制钱笨重难于起解”将制钱兑换为白银，进一步提高税收中银比重。伴随银价上涨，官订价格与市场实际差距有所扩大，如“按之市价不免赔累”，官吏强行征收白银，以至于出现民众以银制品交税现象。清中央政府命令要求除协饷、部饷、起解正款外，其余各项税收按银七钱三比例征收。各州县在利益诱惑与财政压力下阳奉阴违，“徒成具文”。银钱比价进一步失衡作用下，各地官员为按量完成任务，纷纷“苛敛浮收”，以至于“苦累闾阎，深堪悯恻”。州府官员迫于税收压力采取回避态度，客观转嫁经济危机。
官吏利用职权转移经济负担与民众交税能力下降形成矛盾。清政府虽多次下令各省严查地方赋税拖欠问题，但由于经济不景气、百姓生活困难，朝廷提出“展限以纡民力”，以缓解民众压力。然而，这种权宜之计并未取得明显成效。以江西省为例，直至1822年，江西全省拖欠田赋634577两，部分州县甚至存在嘉庆年间的欠税问题。其中，新余县拖欠嘉庆二十四年的税款达8000多两，彭泽县嘉庆二十三年的5000余两田赋未缴纳。尽管省级官员对相关知县进行了严肃处理，但“各属亏空屡惩不止”。北方省份山西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虽然晋商群体提供经济支持，但税赋“向来总有拖欠。”各州县每年都会出现20万—50万两的欠税，唯有“待次年五月奏销一钱方能全完”，反映出该地区经济正在持续下滑，常以“以下年之新赋抵解上年之就亏”，形成了一套用新税填补旧账的恶性循环机制。
在传统地丁税之外，作为政府重要财政来源的盐税也受到银价波动的严重影响。盐商收钱缴银，“银价加昔日一倍，即系以一岁完两岁之课，是病商也，若盐价照银亦加往日一倍，是病民也”。由于商人需用白银纳税却以铜钱交易，当银价持续上涨时，盐商既要承受翻倍的税负压力，又难以将成本完全转嫁给消费能力有限的百姓。这种双重挤压导致盐税征收严重不足，进而影响中央财政，“引滞商疲，总未足额”，导致“京饷不裕，部库未充”，户部银库存银已因盐税短缺而持续减少，直接威胁到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
随着地丁银、盐课等国家主体税源持续衰减，地方拖欠中央财政的现象渐成常态。1849—1850年间各省累计积欠京饷高达900万两。潘世恩痛陈各省督抚过度偏重地方利益，“未知部库紧要情形，各顾本省。……藉此任意拖延，或请留款待用，或请免拨他省”，以至于“入册报拨款项甚属寥寥，以致部库支绌日甚一日”。相较潘世恩归咎于地方懈怠不同，户部尚书卓秉恬在后续奏疏中，直指这地方财政亏空实为各省无力解运京饷的根本症结。尽管中央连发谕旨敦促各省清理积欠，财政危局却加速恶化。据潘世恩1850年11月的奏报，户部现存银两与在途京饷合计仅412万两，仅敷当年及次年首季之用。更严峻的是，1851年4月国库储备告罄，财政支出全赖上忙税收支撑，而春拨经费不过40—50万两，各项开支严重短缺，政府财政已陷入“应用款项所短实多”的困境。
从财政学理论出发，经济财政发生危机时，经济政策应该更为激进，加大货币供应量，使总需求量扩大，这样可以让经济复苏。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年间中国货币体系核心——白银，供应权并非掌握于清政府之手，而是受到南美白银产量制约。在世界性白银短缺和白银外流共同作用下，中国白银购买力持续提高，在清朝特色币制体系下形成物价层级性、铸造制钱成本过高等一系列问题。银价剧烈上扬的1812年，户部对各省拖欠中央税赋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多数省区皆存在不同程度之欠款，部分地区所欠税额高达数百万两。户部数据统计，“安徽、山东各四百余万，江宁、江苏各二百余万，福建、直隶、广东、浙江、江西、甘肃、河南、陕西、湖南、湖北各积欠百余万，数十万，数万不等”。即便如江苏、浙江等财政重地，亦未能如数完纳，其根本原因在于民众赋税能力显著下滑。至道光八年（1828年），陶澍即指出，受银价高涨影响，社会经济已呈现“多寡悬殊，情形拮据”之困局。在此背景下，民众收入锐减，地方官吏征税愈发艰难。银价的增长“不单民商俱病，实有关碍国计”。银价引发社会危机已经悄然到来。湖南省铸钱主要供应地方军队军饷，由于铜钱1000文只能换得9钱白银，官兵“不愿多搭”制钱。巡抚嵩孚被迫宣布次年军饷中铜钱比重降至二成，以安抚军心。相较贫困的陕西，则陷于“公私俱困”之境，民众乃至以钗环等银饰充作税赋上缴。中央财政亦已陷入“以有定之帑金，供无穷之耗费”的危局，积弊难返。道光治下之清朝陷入“艰窘之状，各省大略相同……民生日困，国用现在经费支绌已极”的困苦情景之中。
在清王朝走向衰落之际，外敌入侵接踵而来。1840年6月，英国舰队攻占定海，标志着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关于战争总开支的具体数额，历史文献和学者研究存在分歧。《清史稿》记载为“一千数百万两”，与贾士毅的统计基本吻合，而魏源则七千万两。因三方统计差异过大，当代学人对该问题继续进行探讨，茅海建在有效整理原始资料基础上列出部分省份军费开支表。
表4 鸦片战争军费开支表
资料来源：茅海建：《天朝的崩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20页。
表中显示，鸦片战争中除成为战场的广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外，全国大部分省区皆有战费开支，除上述省份外，其他省因军队过境或军队征调存在数量不等开支。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军费开支问题存在多种估算。茅海建估计包含捐输超过3000万两。对比来看，《清史稿》记载的“一千数百万两”可能仅指前线省份的直接军事支出，而魏源估算的“七千万两”或包含了战争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茅海建先生估算数字接近事实。不论战争具体开支怎样，战争消耗使清廷财政陷入困境，刘韵珂奏称“七省一月防费为数甚巨，即费难数计，靡饷劳师，伊于胡底”。据统计，战后户部存银降为993万两，降至历史较低水平。
此外，英军的掠夺行为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一方面，英军通过勒索富户削弱了商人的纳税能力，间接影响税收；另一方面，其直接劫掠官银导致国库损失。例如，广州之战中英军强索600万元赎城费，扬州盐商被迫支付50万元，慈溪官绅更在武力威胁下7天内交出40万两白银以求退兵。据统计，鸦片战争中英军抢劫、索取白银共约700万元。彭泽益对英国军队在部分抢掠情况作出详细统计表。
表5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掠夺损失表
资料来源：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页。
需要指出的是，1842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仅3150万两左右，财政盈余已不足百万两。虽然部分赔款可用英军劫掠物资折抵，但在当时“道光萧条”的经济困境下，这笔巨额支出无疑使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鸦片战争的终结。除割让香港、开放五口通商和协定关税外，清政府还需支付2100万元（约1470万两）战争赔款。
清史稿记载英军“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两者存在一定出入，但对财政额外压力却客观存在。这笔赔款相当于1842年财政盈余的2.5至3.6倍。根据条约规定，清政府若能在4年内偿清赔款可免付利息，否则需按年息5%计息。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约3150万两，盈余不过600万两。为此，清廷制定了1842—1845年的分期还款计划，每年分别支付426万、350万、350万和280万两。杨端六曾言“道光二十三年（1842）年中英江宁条约……二千一百万元，约合国家岁入三千七百十四万两的一半，而其他各项损失尚不在内”。尽管部分赔款可用英军掠夺物资冲抵，但在持续的道光萧条背景下，国内经济仍未复苏，骤然增加的财政支出使清政府面临严峻的财政困境。
随着嘉道中衰的到来，清政府积习日深。各级官吏奢侈之风过盛，甚至浮收之费亦难以满足需求，造成“移正款而供私用”。正常行政事务“暗饱私囊则十居七八”，用于国家不过20%—30%。高级官员因收受贿赂，即使察觉属下贪污腐化，甚至剥削民脂民膏，却“知之而不敢问，且将为之弥缝”，不惜动用武力平定小规模民变，形成“吏治日坏亏空日多”的恶性循环。四川总督徐泽醇虽然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感到忧心，却无法从根本缓解和应对，唯有要求藩司、盐茶道“随时稽复”。如果发现欠交税款，予以严催和严惩。各地所收税款不得存留，全部上缴藩司，以防中饱私囊。四川虽然尚未成为财税中心，面临的征收困境却具有代表性。徐泽醇为应对隐患采取一系列变革措施，试图挽救危机于未然。但深究其理，基本局限于传统范围之内。近代大门已经开启的19世纪50年代，旧式的举措自然难以挽回掺杂新式因素的危局。
户部等专业性较强部门，干部配置亦出现明显不足，甚至掩盖财政真相。面对财政、货币危机日益逼近，清政府内部指责之声不绝于耳，江南道监察御史隆庆批判户部业务水平低下，自“道光年间以来……（户部）部臣于理财一端又毫无卓识”，所做事务不过是“惟以因循塞责奉行故事所以日日筹维”，最终引起“库亏日甚一日”。事实证明，虽然嘉道时期财政危机具有深刻传统与近代因素，但户部作为主管部门难辞其咎。户部银库盗窃案等相关事件发生，表明户部管理存在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隆庆斥责户部不作为，道光年间以来，诸位大臣关于整顿财政、货币，建议“毋论可行与否，一交部议，必予斥驳”，鸵鸟型回避政策造成财政危机积重难返。官员发现户部保守型治理思想后即使知晓“部臣积习相沿”，却“恐一经上达必经窒碍，空延阻挠”而回避不言。同时，账面的虚假造成政府决策失误和社会掌控能力下降。
道光年间，地方财政普遍性入不敷出，养廉经费不足支付办公支出，行政开支“莫不取给陋规”。巡抚、藩司若一味催科，基层官员“懦者因赔累而益致亏，强者藉挟制以遂其贪鄙”，经济危机全面爆发。1831年，道光帝下令2年内将1829年以前欠税全部交清。届时仍未完成者以“督催不力”名义严加参劾。尽管清中央政府采用政令方式严厉催促，实际情况却是财政收入未增，基层官吏受罚。山西巡抚宣布中央政府限期之前完成税收者“准其不论俸满即升”，客观说明当地征收难度偏大。相对富庶的福建省（含台湾）每年正税、杂税总计200余万两，却欠缴税赋161.91万两。按照政府规定各地官员“自应给予惩创”，但积“欠多在贫民”，征收难度较大。如果2年内催令督缴必然引起“民力实形拮据”。陕西省上忙欠银456471两，造成全年财政压力骤增。陕西巡抚史谱只得宣布所欠费用移至秋收时“责令该管府州督催征解”。湖南省直至奏销之时“州县欠解银数尚多”，其中零陵、武陵2县欠税分别超过7000两，严重影响全省奏销事务。湖南巡抚吴荣光迫于压力将“疲玩之员奏请暂行摘去顶戴……留任催征”。江西各县“应完解银数短绌”，新干县、临川县应征税赋“均无分厘完解到司”。江西巡抚周之琦下令2名县官“摘去顶戴戴罪催征”。河南省规定“完至七八九份以上者”通报表彰。卫辉、新乡等县交税不足70%。归德、拓城低于60%，两县甚至未能完成前一年税金征收。欠税各知县“均先行摘去顶戴勒限设法催征”。未能完税属于罪过，在侧面反映政府财政收支危局之时，在另一个层面揭示社会经济的衰退。
在重压之下，各省督抚相继采取严厉手段督促属员按时缴纳税赋。财税重镇浙江平湖、德清等县知县遭到“先行摘去顶戴”，限期3个月完成所欠税赋征收。福建永定县、将乐县出现“应征本年上忙钱粮全无完解”，所属官员被革职留任，限期一月内完成征收，如“逾期限不完或有亏挪”即行革职。山东夏津县完纳税额不足六分，知县被“摘去顶戴，勒限催征”。范县等地知县同样因税收拖延被“先行摘去顶戴”。但是山东巡抚深知足额征税难度较大，中央政令却不得不为。巡抚钟祥虽一再要求“勒令上紧征”，为基层官吏申请如数完成征收后归还顶戴。中部经济核心区的湖北尽管粮食收获较好，但在上忙临近结束之时，部分州县居然“尚有分厘未完之处”。据统计，孝感、黄梅、广济3县“应解上忙银……均各分厘未完”，湖广总督讷尔经额建议将3人直接摘除顶戴。浙江省米价平稳、收获“尚属中惗”。然则，因银钱比价失调，“民欠任复累累”。湖南耒阳、临湘等县未能按时、按量交纳税银，知县被“摘去顶戴勒限催征”。巡抚吴其濬申明如在限期内依旧无法完成未完钱粮征收，将革除负责县令顶戴。
田赋之外，漕粮征收难度更大。各州县因税户收入偏低，而“经征钱漕……征收不易”，时常影响本省奏销。地方官员迫于行政压力擅自利用属吏实行包征包解之策。县衙责成书吏等属员专职划区征收欠税，如未能完成则由其代为垫付，试图实现本县税赋足额征纳。始料未及的是，吏员素质较为低下，乘机利用政府权力敲诈勒索，甚至从中渔利，引起社会动荡和局部民变。湖广总讷尔经额要求辖区各地取消包征包解等区域性政策，各道府州县迅速颁布布告申明除正税之外“不准稍有加增”。如地方政府阳奉阴违，除将县令惩办外，知府道员“一并严参”。事实证明讷尔经额担心并非多余，后来发生的锺人杰起义等事件客观说明当地税收制度弊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清朝陷入全面危局。曾国藩指出清王朝已经“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银钱比价失衡造成纳税负担加重，已经处于“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的勉强维持在生产能力的边缘状态。
经过鸦片战争清政府财政进一步下滑，为挽救危机官员纷纷从古典范围内寻找方法。1843年，道光帝下令敬徵筹措发行纸币解决东河中牟救灾资金问题。1848年，御史张鸿升请求铸造大钱，道光帝没有明确反对，而是要求户部讨论，为咸丰时期票钞发行准备思想基础。
鸦片战争后，变形的货币名目主义、货币数量论依然盛行。按照经济发展客观规律，贱金属货币必然被贵金属淘汰。但是，清廷却依旧保持“银钱之贵贱操之自上，偏于用银则银贵，偏于用钱则钱贵”的原始阶段。当白银取得优势之时，少数官员惊呼天下偏重用银，“若不及时挽回，示以均平，日甚一日，势将何所底止”。为提高铜钱价值，尝试在河工等次要支出中以1：1500实行银钱并交。俸禄、养廉、军饷等开支中采用相似政策，试图通过适度提高制钱价值，降低通货紧缩危害，最终达到“国用渐致充盈”的目标。江西巡抚吴文镕认为“银之贵，非由钱之多，只以（银）日趋于少，即日形其贵”。银少而贵的另一方面是政府开支用银过多，造成银价的进一步提高。若以钱代银，“用钱以济银之不足，用银之款可代以用钱”，最终实现“财用因以少裕”的目标。制钱价值较低，远途运输成本较大，吴文镕建议跨省协饷继续征收白银，省内开销用制钱取代白银。
在财政危机的重压下，清政府开始在既有的财政工具中寻求应对之策，大钱政策登上议程。阿克苏设立钱局后，发行普尔钱以一枚当制钱五枚通用。道光八年，增造当十钱，每枚重一钱五分，与普通普尔钱在新疆南部流通。普尔钱流通的事实和传统王朝大钱弥补赤字的案例，为清政府提供思想和现实基础。安徽巡抚王植提出银价过高之时，当增加铸造大钱缓比价失衡，即“多铸钱以济其穷”。王植建议产生于财政困境而非危机之时，政府对于大钱需求尚未迫切。因此，王植奏折引起广泛争议。李星沅针对大钱特点，提出民众觊觎铸币收入，必然引起“奸伪丛出，钱法混淆”，引起大钱实际购买力下降。为防私铸，唯有以币值70%～80%价格试铸大钱。接近币值制造虽有效防止伪币，但“改铸又决定徒劳”。最终，军机大臣穆彰阿以大钱“所值之数断不及所当之数，一经行使，私铸必多，以是钱日坏而用日滞”。大钱讨论以暂停为结局，但它的提出表明清廷财政已陷入初步危机。当罕见的事务出现于正常的议事议程之中，在表明应对手段的局促之时，折射王朝总趋势下滑。
明清易代战火在完成政权更迭之时，造成生产力较大破坏。清政府统治稳定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逐渐形成传统经济社会范围内取得较大程度的量变。然则，康乾盛世未能推动工业革命发展，伴随农业潜力下降，在世界性贵金属供应不足影响下，中国经济走向萧条。一条鞭法推行之后，非产银中国经济依托于白银产量和价格。拉美独立战争造成引产了下降诱发全球经济萧条。道光萧条冲击政府财政安全，库存白银迅速下降。鸦片战争爆发将政府财政推向崩溃边缘。咸丰初年“国用不足”直接削弱抗击突发事件能力。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财政赤字货币化成为历史必然。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的积累出现发作。嘉庆朝以来，长时段经济萧条造成经济危机向政治、社会危机过渡，逐渐出现积重难返与群发性特点。即便有少数官员试图整饬吏治、弹劾贪腐，亦难以扭转颓势。至道光年间，社会积弊深重，经济困顿日益加剧，富裕人家纷纷陷入贫困，贫苦百姓更是沦为饥民，各地形势动荡不安，整体局势已危若累卵，难以维持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