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塑社会的既有形态和发展蓝图。从全球经济到地方社会、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无一不被裹挟其中又相当程度地形塑新的社会形态。正如卡斯特所言：“我们的社会逐渐依循网络与自我之间的两极对立而建造。”尤其对青年人而言，作为网络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中坚骨干力量，其日常的生产生活深植其中，“网络即生活、生活即网络”，“数字原生代”（digital natives）表征着其独特的数字生活及行为方式。社交网络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群体的固有配置，“断亲一代”“虚拟恋人”“搭子社交”等诸多社会现象均表征着青年网民在亲缘和趣缘关系方面的选择和转变，体现出数字时代青年群体对于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转向。
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家罗兰·米勒认为亲密关系相较于泛泛之交存在六个方面的特征，分别是“了解、关心、相互依赖性、相互一致性、信任以及承诺”。因此相较于同事、邻里等一般社会关系而言，亲密关系在情感的深度联结、关系双方的深度互动以及成员强烈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方面更为突出。其中以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为纽带的关系被视为最紧要、稳定的亲密关系。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之下，亲密关系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行为逻辑。在传统社会，亲密关系以血缘为基础，以宗族制度、伦理规范为纽带。无论是家庭内部的长幼尊卑，还是宗族组织的庇护，以及同乡、同窗、同事的关系共同体均表现出强烈的等级性、约束性、稳定性和社会支持功能，因此个体的亲密关系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受到规范伦理的约制。现代社会，随着工业革命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个人选择的多样性和对个体自由的张扬，以情感的沟通交流和亲密性为基础的“浪漫爱”成为现代社会人们追求亲密关系的诉求。数字时代，“万物互联”之下的亲密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形态，既有跨时空的亲密沟通交流，也有情系云端的人机虚拟互动，亦有若即若离的“数字孤独”。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些看似有别于我们直观认知和体验的亲密关系现象呢？尤其是当代青年，他们作为数字时代最为活跃并正在建构自身亲密关系的实践者，其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呈现何种特点？相较于传统社会，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发生何种转向，以及影响亲密关系转向的因素是什么呢？
考察现有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数字时代的来临正在全方面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亲密关系作为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实践的基本样态，也正在发生着剧烈的变革。相关实证研究表明，相较于地方空间的交往互动场景，在网络空间里，人们基于数字信息技术手段，在虚拟化的网络沟通环境中，网民更倾向于高水平的自我展露，更易形成互动频率极高的亲密关系，由此产生亲密关系的各种想象，如情系云端的“虚拟恋人”、“嗑CP”的拟态亲密关系、即取即用的“搭子式社交”等等。进一步，数字时代的这些新型亲密关系如何得以产生？其背后所体现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动机为何？按照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论述，人类行为的动机，总是包含着两个意思：一曰欲望；二曰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既是人类行为展开的过程，也是人类行为受制于社会环境的时势选择，这构成了本研究试图对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理解分析的两个基本向度。
亲密关系相较于一般性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大多数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浪漫及性爱语境，即狭义的亲密关系，如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中即集中讨论了基于情感民主的两性关系。更广义的亲密关系则不限于亲属、朋友、恋人之间，而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互相依赖，具有共同体意涵的关系，如薇薇安娜·A·泽利泽的《亲密关系的购买》研究则把亲密关系扩展至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探讨经济行为与亲密关系的相互联系。相较于已有研究的成果贡献，本研究关注的是基于数字化条件下青年群体亲密关系现象及行为，因而将亲密关系的研究范畴界定在基于数字时代和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基础上的亲情、爱情和友情的情感依赖、情感满足的社会关系。在亲情、爱情、友情三种情感维度下，探讨网络化条件下涌现的青年群体亲密关系现象及其选择行为特点。
（一）亲情维度：“断亲”“空巢青年”与“轻”化亲情
数字时代，互联网消解了人们之间互动的地理空间距离，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等多元方式的交流沟通形式，给人们提供了随时随地联络的通道，改变了传统基于亲缘和地缘的亲友交往方式。从亲情维度看，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断亲”“空巢青年”等现象引起大众广泛关注。当前中国的年轻世代，尤其是“零零”后青年群体疏于与亲戚发生情感联系和日常生活交往，形成日益普遍的青年“断亲”现象。这种与亲戚亲密关系的疏离主要表现在“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一种现象，简单讲就是基本不走亲戚，而不是一种正式申明的断绝亲戚关系。”相对于青年群体在亲情亲密关系方面与亲戚的疏离，还有一部分在城市流动的青年被称为“空巢青年”，学术界一般将独居、单身、漂泊他乡的青年称为“空巢青年”。有学者认为“空巢青年”普遍面临心理压力大、孤独感强、缺少安全感、失落感强；集体心理焦虑、弱势心态泛化；精神抑郁程度高、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低等情感特征。可以说，“空巢青年”的出现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远离家乡进入繁华的都市，但又隅于生存的压力独自生活。目前，在我国北上广等大城市，“空巢青年”越来越多，他们或主动或被动选择独居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由此，无论是“断亲”还是“空巢青年”现象，都显示出当代青年在亲情这一情感维度中亲密关系的表现，即与亲人在居住模式上相对独立、互动方式上频率降低，甚至断绝来往、情感依赖度低、交流沟通少。这些表现无疑反映出青年群体在亲情方面投入的选择行为呈现出“轻”化的倾向。所谓“轻”，是指对经营与亲戚的亲密关系的投入减少，包括维系关系的时间、精力、财力和感情的投入。基于理性计算，部分青年群体减少承担家庭责任和经营社会关系，熟人之间在亲密关系上由强关系转变成弱关系，解构对长期、稳定、亲情情感依赖和情感满足、具有社会支持功能的亲情亲密关系。
（二）爱情维度：“嗑CP”“恋综”“偶粉”“虚拟恋人”与“糖”化爱情
从爱情维度看，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等信息技术的更新应用，青年群体热衷于通过“嗑CP”“恋综”“偶粉”“虚拟恋人”等亲密关系实践，实现自身对爱情的追求和满足。“CP”是Coupling的缩写，意思是“配对”，“嗑CP”即意味着粉丝对自己喜欢或支持的屏幕情侣和CP组合的情感期待，CP爱好者们从围观他们的“CP”的亲密关系与互动中获得巨大的情感满足和愉悦，而被嗑的CP也会根据粉丝的要求配合表演，以满足粉丝的情感代偿。“恋综”则是单身青年恋爱婚姻类的情感观察类节目，这类节目邀请“素人”单身青年以恋爱实践为导向，根据节目组的任务设计完成相应任务。同时，节目组邀请部分有社会影响力的明星担任评论嘉宾，就“素人”的恋爱实践进行评价、讨论，而网络空间中的观众，尤其是单身青年受众群体通过弹幕和媒体平台话题讨论的形式参与互动，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心动的信号》《半熟恋人》《喜欢你我也是》等。与“恋综”通过观看节目、在线讨论间接参与亲密关系实践不同，“偶粉”则是直接参与亲密关系实践。所谓“偶粉”是指偶像与粉丝年纪相仿，偶像尚处于正式出道前的培养期，粉丝通过参与偶像台前、幕后的演出日常和私人生活，对偶像形成情感依恋并参与制造流量数据和购买偶像代言产品等多方面的支持，例如《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网络养成类选秀节目中粉丝与偶像高度互动，粉丝从偶像生成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具有偶像生成的投票权、亲密互动和身份认同，双方形成复杂的情感联结和利益共同体。最后，除了上述通过网络话题讨论、间接或直接参与亲密关系实践以外，青年群体对爱情的亲密关系体验还可以通过购买服务获得。例如“虚拟恋人”，这是一款依托互联网平台或者软件提供有偿情感体验类的服务产品。“虚拟恋人”以文字、语音或者视频方式与消费者进行在线即时交流，通过在服务时间内提供恋人般的个性化服务为消费者创造亲密体验，建构亲密关系并获得相应的物质报酬。
上述关于青年群体通过网络围观CP、在线话题讨论、与偶像形成情感联结以及购买情感体验服务等多种亲密关系实践现象，都体现出年轻人在网络化条件下通过多元化的亲密关系实践实现自身对爱情的部分诉求。与传统社会不同，数字时代青年人对爱情的亲密关系实践具有“糖”化倾向。所谓“糖”，是指无论恋爱综艺里的“代糖”性亲密体验，还是“嗑CP”的“嗑糖”性亲密关系制造，以及“偶粉”“虚拟恋人”的“吃糖”性亲密关系参与，都是在爱情亲密关系中寻找甜蜜、舒适但是没有负担、风险和付出的关系实践，虽然这种亲密关系是短暂的、不稳定甚至是商品化的，但它充满了甜蜜的味道。
（三）友情维度：“朋友圈友谊”“搭子社交”与“快”化友情
友情维度，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主要表现在“朋友圈友谊”“搭子社交”等方面。“朋友圈友谊”即两个人只限于朋友圈里的点赞和评论，而较少有私下乃至线下的互动交流，这是当今网络时代人们交流交往较为普遍的一种互动形式。在朋友圈里，即使两个素未谋面之人，也可以通过频繁的点赞、留言、转发、投票、艾特、组队等形式建立较为紧密的联系，这是一种随时随地、具有明显边界、且有一定社交圈层的“轻量化社交”，它打破了传统线下社会交往的空间界限和身份边界，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沉重”的社交规范和“粘稠”的情感投入。在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相处形式简单，既可以是“已读不回”，也可以是“消息免打扰”的“看心情交往”，与传统线下亲密无间的社交模式不同，它是一种打破时空限制，但又具有较强边界感的亲密有间的社交模式，具有“按需分配”、简单便捷的特点。与此同时“搭子社交”亦成为网络时代青年人社交的新趋势。据2023年DT财经与DT研究院发布的《2023搭子社交报告》显示，一半以上的年轻人有搭子，而在31%没有搭子的年轻人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想要有搭子。2023年“搭子社交”冲上微博热搜，比如“饭搭子”“学习搭子”“旅游搭子”等层出不穷，抖音相关话题量超过60亿次。各媒介平台也涌现众多搭子社交群体，如知乎App学习搭子、带带App游戏搭子、陌陌App聊天搭子等。青年群体不同类型的兴趣和需求通过“搭子”被快速联系到一起，使年轻人的社交情感需求得到满足。
简单便捷的“朋友圈友谊”、速建速散的“搭子社交”体现出青年在友情方面的亲密关系选择行为“快”化倾向。所谓“快”是指年轻人不再通过较长时间、较多精力的投入建立、维系友情，而是通过网络空间寻找情感上的精准陪伴，以共同完成某个兴趣任务为目标，目标的达成意味着一次交友关系的终结，既可以快速建立也可以快速结束，属于“日抛型”友情。总之，这类基于网络化条件产生的友情，是一种趣缘细分的精准陪伴、不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维系的“快速社交”，它既满足了青年人建立并发展友谊的需求，又摆脱了繁琐、沉重的社交礼仪与规范，尊重了他们的自由和感受，成为当下青年日益推崇的社交方式。
综上所述，以情感关系类型为依据，通过对青年人亲情、爱情、友情维度的网络空间亲密关系现象分析，发现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呈现出“轻”化亲情、“糖”化爱情、“快”化友情的行为特点。
透过上述对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现象和选择行为特点的分析，本文旨在解释对于处于数字时代的青年群体，为什么在亲情、爱情、友情方面呈现“轻”“糖”“快”化的亲密关系选择行为？其选择行为的根据是什么？相较于传统社会，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发生了何种转向？结合实证研究和当代青年亲密关系实践现象，笔者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关于“欲望”和“需要”的理论为依据，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这两种社会类型分析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转向。
（一）传统社会以“欲望”为根据的亲密关系感性选择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从欲望到需要”一节中谈到“观察人类行为，我们常可以看到人类并不是为行为而行为，为活动而活动的，行为或是活动都是手段，是有所为而为的。不但你自己可以默察自己，一举一动，都有个目的，要吃饭才拿起筷子来，要肚子饿了才吃饭……总要有个‘要’在领导自己的活动。”这里的“要”说明人的行为是有目的的，正如刘少杰所说“有目的的行为就一定包含有指向的选择。”而这里的指向其内在驱动力来自哪里？费孝通将其归结为“欲望”，他说：“在乡土社会中欲望经历了文化的陶冶可以作为行为的指导，结果是印合于生存的条件。”“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两者可以合，那是因为欲望并非生物事实，而是文化事实。我说它是事实，意思是人造下来教人这样想的。”因此，这里的“欲望”不是指处于人类基本层次的各类需求，而是经过教化，人主动服膺传统规范，形成“惯习”的选择行为，正如费孝通所言“从俗即是从心。”它深深地根植于人们日常行为所遵守的各种社会规范、制度结构之中，且在长期的各种社会关系中被逐渐地以不可打破的“传统”所保留下来，反过来成为制约人们行为的所谓经验、惯习、规范、文化等。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论述了以“欲望”为根据的选择行为得以发生的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环境，包括以血缘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以“礼”为根本的社会秩序、以“无为”为特点的社会控制、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和以“教化”为手段的社会规范。实质上费孝通论述了中国人的选择行为具有鲜明的感性特征，包括亲情性、圈子性和血缘性，对于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必逻辑推论和计算，而是以传统社会规范为行为依据，通过形象直观的感性教化形成社会秩序，这有别于基于个人理性计算和逻辑推论，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理性选择。刘少杰认为“费孝通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人选择行为的伦理特征和感性特征。”他指出感性选择行为是指“那些在模糊的、被动的、尚未进入逻辑思维层面的感性意识活动支配下开展的选择行为”，同时他强调“感性选择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久远的历史根源。”
由此，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选择行为是以“欲望”为根据的感性选择行为，与这种感性选择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中，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需要承担责任义务和权力控制的关系。正如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中阐述的，社会交换关系分为圈子内成员间基于长期关系维护的表达性关系和圈子外成员间基于短期利益的工具性关系。应当说中国传统社会亲密关系是发生在圈子内部成员之间长期关系维护的表达性关系。
总之，传统社会亲密关系的行为特点是长期性、情感表达性、伦理性、经营性和模糊边界感。亲密关系主要发生在熟人之间，其作用在于提供稳定而有保障的社会支持，它具有稳定的、强关系和深层的社会交往特质。并且亲密关系嵌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规范中，受制于制度约束，人们进行情感体验的同时也须承受责任、负担和约束，追求权利也要承担义务。因此，传统社会人们的亲密关系是以“欲望”为根据进行的感性选择行为，它具有伦理性、血缘性、圈子性，受传统社会规范和制度结构的制约，以长期经营维护为导向，除了情感体验更兼具社会支持功能。
（二）现代社会以“需要”为根据的亲密关系理性选择
现代社会既是网络社会的来临，也是流动社会和加速社会的到来，人们彼此之间面对面互动交流变少，脱域空间中的互动增多。“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人际关系的选择趋向多元与复杂化，个体的出走带来的是自由的扩展但又身处安全焦虑之中。于是，人们开始渴求一种既能带来身体和情感上的亲昵，又能够保持个人自由、拥有独立自主空间的关系模式。正如费孝通所言，现代社会“人开始注意到生存条件的本身了……这里我们把生存的条件变成了自觉，自觉的生存条件是‘需要’，用以别于‘欲望’。现代社会里的人开始为了营养选择他们的食料，这是理性的时代，理性是指人依了已知道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去计划他的行为，所以也可以说是科学化的。”这里费孝通所谓的“需要”是人基于对自我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考量，在理性意识支配之下采取的选择行为，以适应外在的各种变化和挑战，进而造就于己有利之态势，它是一种个体经理性算计而起的行动抉择。故而，现代社会中，人们因“需要”而产生的行为，是行动者根据清晰的逻辑推论、明确的目标，经过计算，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行为，因而具备理性选择行为的特征。
费孝通认为“需要”生发于现代的契约社会。“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的选择行为是基于“需要”的理性选择，亲密关系也不例外。相较于传统社会由于时空限制而形成的更多基于血缘、姻缘和地缘之上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数字时代打破了亲密关系所建构之物理条件和社会基础，人们之间所谓亲近的主观体验——如家庭、婚姻、爱恋、友谊等亲密关系逐渐从血缘亲属和家族制度、传统伦理规范约制中脱离出来。年轻人崇尚更为纯粹、简单、便捷的亲密关系，但相较传统社会缺乏经营维系亲密关系所付出的大量投入，包括时间、精力、经济成本等。因此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是以“需要”为根据的理性选择，呈现出“轻”“糖”“快”化的行为特点。
总体来看，当代青年进行情感体验但较少承担责任、负担和约束，追求权利而较少承担义务，选择行为表现出短期化、不稳定化、疏离于社会结构。人们对亲密关系的选择往往基于自我的安全需要，但又不愿承受其压力和约制。正如鲍曼所言，在个体化的现代社会里，人们的亲密关系充满着矛盾的需求，“若即若离的伴侣”处于“即取即用的关系”，有需要的时候就拿来用，不需要的时候就放在口袋里。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人们的亲密关系是以“需要”为根据进行的理性选择行为，它具有短期性、便捷性、不稳定性，一定程度上脱嵌于社会规范和制度结构的制约，以短期利益的工具性关系为导向，倾向于情感体验而缺乏社会支持功能。
综上所述，本文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中“欲望”和“需要”的理论为依据，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进行亲密关系实践的根据和选择行为转向，认为数字时代青年进行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由以“欲望”为根据的感性选择转向以“需要”为根据的理性选择。
数字时代青年亲密关系选择行为转向，与现代社会结构的变迁，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社会文化的变革有紧密关系。在个体化的现代社会，亲密关系的建立不再与血缘、姻缘、地缘紧密相关，而成为一种可以基于人们的“需要”可选择的行为。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极大改变了人们之间交往交流的方式，网络社会中的亲密关系呈现出多元化的样态。同时，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当代青年的亲密关系建构正在经历着有别以往的剧烈变革。
（一）个体化社会与亲密有间的情感表达
数字时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使用，进一步推动了流动的现代性、加速社会的到来和网络空间的脱域。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和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都论述了个体的原子化趋势，导致人际关系疏离和群体性孤独。“尤其近年来，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使旧有的社群单元不断被打破，加速了个体的流动，传统社会中牢固的人际纽带也随之变得愈发松散和短暂，‘日抛型关系’逐渐成为人际关系的常态。”哈特穆特·罗萨的“加速社会”理论认为在当今这个对增长逻辑日益追求的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变迁日益加速，人们卷入加速社会的巨轮中。一方面人们面临巨大的时间危机感和压力；另一方面人们的人际关系更具流动性。人们发现“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了。”随着加速社会的到来，传统长期、稳定、耗费时间经营的亲密关系逐渐式微，人们的情感呈现“荒漠化”的特点，这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只是能够接受的方式发生了转向。同时，随着网络社会兴起，网络空间的脱域性增加了社会交往无限可能的机会和多种形式，比地方空间具有交往成本低、效率高、形式多、机会多的特点。流动的现代性、加速社会的来临、网络空间的脱域三重社会形态叠加，促使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和独特性日益得到彰显和表达。在一个个体化的社会里，个体逐渐从“为他人而活”转向“为自己而活”，家庭也从“需求的共同体”转变为“一种选择性的亲密关系”。青年人以网络社群为联结纽带，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有间”的情感关系。在这里，一方面是个体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与推崇，形成个体主义的情感表达和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青年通过网络社群以建构自我的情感归属和社会交往，进而寻求一种自由和归属兼具的亲密有间的情感表达。
（二）网络赋能与数字亲密关系的情感互动
在网络社会，数字媒介愈发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时空限制和主客体关系，使得人们能够在不同的物理空间和时间节点建立起各种联系，并实时交互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情感的表达，建立数字亲密关系。在这一关系中，社会行动者范式和权力关系均出现了新的转向，计算机开始成为人们的交往对象，网络空间使得权力扁平化，给广大网民赋予一定权力，权力不再是少数人手中的稀缺资源。如《创造101》体现了粉丝与偶像亲密互动，参与偶像的宣传造势，为其点赞、制作宣传拉票文本、购买宣传物资，通过参与制造网络数据影响偶像的竞争排名，进行一场场“赋权式游戏”。网络空间增加了偶像和粉丝互动的多重可能性以及互动强度，突破了主流电视平台偶像选秀节目的封闭式传播，利用互联网将亚文化进行交互式传播。其中作为互联网寡头的腾讯视频、微博超话等提供了交互传播的基础平台，偶像的去留由粉丝决定，这清晰地体现出网络赋权对亲密关系的影响。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粉丝为偶像制造流量、做数据，为支持的偶像在流量为王的网络空间中增加明星效应和商业价值，还体现在“嗑CP”“养成系偶像”这类亲密关系实践中。粉丝通过平台经济变“客体”为“主体”，与经纪公司争夺对艺人的行为控制权，达到与偶像情感联结的亲密关系实践。网络赋权使得当代青年通过网络空间实践自己的亲密关系想象，获得一定的主动权以及话语权。社交媒体重塑了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交模式，打破了时空阻隔，使“缺场”的粉丝与偶像在网络空间中形成“在场”般的亲密互动。在网络社会，社交平台算法推荐以及区域化、个性化的定制和推送，技术的加持为亲密关系的实践增加了实现途径，也使得亲密关系更为多元与包容。通过网络赋能，数字亲密关系的情感互动将成为当代青年建构自我与社会的新形态。
（三）消费文化与亲密关系的快适性伦理
当代青年亲密关系的选择行为深嵌于今日全球消费主义至上的社会浪潮之中。在消费主义观念之下，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变得商品化、麦当劳化、游戏化。在消费社会中，人类的情感成为一种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亲密关系成为“一次性产品”，“爱”变得物质化。市场经济的理性算计逐渐进入个体私人生活，人与人的亲密关系日益理性化和工具化，收益与付出被不断进行精细化考量，正如美国情感社会学家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对达美航空公司空姐劳动的分析所指出的，当人们的情感被用于商业目的时，流露出的情感不再是真情实感，而是经过整饰的情感（emotional management）之后的商品。亲密关系的麦当劳化则集中表现在网络社群的交往互动之中，如在微信朋友圈和网络直播活动中，社群成员希望运用麦当劳化基本原则如高效率、可计算、可预测以及全面控制等以尽可能低的情绪、精力、时间、经济成本获得较高的亲密关系收益，而这种收益用物质性、经济性等可见回报为标准，如直播打赏等行为。亲密关系的游戏化是指在现实世界非游戏情境中使用虚拟网络社会里的游戏元素和游戏设计技术，用以提高互动双方的体验与参与度，如抖音为了增强互动双方的频率而设置聊天“火苗”互动标识功能，不断强化特定好友之间持续、频繁的互动。总之，在消费主义时代，亲密关系的商品化、麦当劳化和游戏化，呈现出当代青年亲密关系的后现代主义表达。社会学家梅斯特罗维奇在《后情感社会》这本书中将后现代社会表述为后情感社会（postemotional society）。“后情感主义追求的不再是本真、审美、纯粹等情感主义时代的‘伦理’，而热衷于成批生产虚拟性、机械性、操纵性的情感。”这种情感所遵循的行动逻辑是一种快适性伦理，它追求的不是审美意义的本真情感，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快乐与舒适，即使情感是包装和虚拟的，只要快乐舒适就好。
数字时代的来临，不仅仅是一次信息技术的变革，更是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形塑剧烈变革的亲密关系形态。当代青年亲密关系选择行为呈现出由以“欲望”为根据的感性选择到以“需要”为根据的理性选择转向，即表达性情感的式微和工具性情感的彰显，这背后的因素来自社会结构的变迁、信息技术革命来临以及消费文化的变革。
直面当前的数字社会，不容忽视当代青年亲密关系更为自由、个体化、理性化的同时，亦呈现出价值异化的取向，包括亲密关系商品化、麦当劳化、游戏化。值得深思的是，基于网络化条件，如何正确树立亲密关系的价值取向呢？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中提倡应当在私人情感领域建立情感民主，即基于纯粹关系的融汇之爱，他提倡平等、尊重、信任、沟通是良性亲密关系发展的目的和方向，也符合人类对“美”的追求的价值取向。亲密关系是人类对情感需求的渴望，对情感的追求只有符合“美”的标准，才是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是促进社会和谐运行的必要条件。尤其对青少年而言，良性亲密关系的建构对其成长和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朋友和婚恋关系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重要的支持系统，对其自我认知、情感价值和社会关系的培养均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建立在平等、尊重、信任、沟通基础上，以人类社会对“美”的追求为宗旨的亲密关系价值观尤为重要，它不仅满足个体对安全、尊重与爱的情感需要，也关乎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对幸福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