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来，教育领域的“内卷”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然而社会对升学率的过度追逐以及教育目标的短视化倾向仍未根本扭转，且内卷化现象已逐渐蔓延至经济社会多个领域。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关键领域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加快建立健全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而教育行业内卷问题仍是当前政策重点关注领域之一。从宏观经济视角看，内卷化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与低效率竞争并存，企业为维持市场份额不断追加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未能同步提升，形成“高投入—低效益”的结构性困局。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内卷式”竞争已成为阻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教育内卷作为一类特殊的“产能过剩”，其形成机制与经济领域的内卷高度同构：在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约束下，家庭与学校为追求个体收益最大化不断加大教育投资，却未能充分意识到微观行为的加总会对宏观经济产生显著的负外部性影响。具体而言，其影响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挤压居民消费，抑制内需潜力。家庭为应对教育竞争持续增加投入，迫使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攀升，进而压缩其他类别消费，对“扩大内需、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宏观目标形成制约。 其二，加剧储蓄压力与社会不平等。教育投资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和边际收益递减特征，这不仅促使家庭提高预防性储蓄比例，还可能强化教育资源分配的阶层差异，阻碍代际流动，对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构成挑战。 其三，扭曲人力资本配置，抑制创新动力。教育资源过度向应试训练与学历竞争倾斜，未必带来人力资本质量的整体提升，过早、过度的超负荷教育不仅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也可能影响教育系统的良性发展，进而导致创新能力的系统弱化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 ，最终制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教育内卷化问题近年来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议题，然而针对其微观形成机制，以及从经济效率角度明确界定内卷化边界的研究仍显不足。为此，本节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从教育内卷化的概念内涵与成因两个维度进行归纳与评述，为后续基于家庭教育投资博弈的理论分析提供文献支撑。
(一)教育内卷化概念辨析
现有研究主要从经济学与教育学两个学科视角对教育内卷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与探讨。
1.经济学视角强调教育资源投入产出效率的失衡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教育内卷化体现为个体在教育时间、资金投入与实际回报之间的不匹配，反映了在有限教育资源约束下社会个体陷入无效率的重复竞争 ；陈友华和苗国 则进一步揭示教育内卷化的本质是教育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激烈却无效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边际成本持续增加而边际收益不断递减。在此基础上，杨雄 提出应以“超效率”标准界定内卷化，将其理解为一种“缺乏发展的增长”，即教育投入的效率不应仅关注数量的扩张，更应注重收益的质量。此外，学者们还关注教育投资与收益之间的系统性不匹配。Freeman首次提出“学历通胀”概念，指出当整体受教育水平普遍提升而岗位需求未同步增长时，教育回报率将系统性下降。Tamborini et al. 进一步指出，在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过度投资行为将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以上研究为理解教育内卷化提供了基础的经济效率框架，但尚未从家庭教育投资的微观决策过程深入探讨教育内卷化形成机制，从而未能清晰界定投资效率下滑与“内卷”形成之间的阈值条件。
2.教育学视角侧重于教育系统的结构演化与功能异化
教育界普遍认为教育内卷化是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教育资源仅进行简单叠加而未能实现结构优化，从而无法推动教育质量实质性提升的现象 ；黄祖军 、王益彬和张莉 则进一步指出，尽管教育内卷化表现为系统内部结构在不断应对环境变化时持续趋向精细化和复杂化，但这一过程缺乏创新性与弹性，无法产生实质性发展；Marginson 提出的“全球教育竞赛”观念认为，在当今知识经济和人力资本竞争日益加剧背景下，教育系统倾向于形成“内卷式竞争”，即学校、家庭与学生在有限资源下不断加码投入，却难以实现质量突破；龙宝新与赵婧 则从动态发展视角提出，教育内卷化是教育发展进入某一阶段后出现的停滞状态。当量变积累逼近质变临界点时，若缺乏外部干预，系统将陷入自我循环而无法实现跃迁。这一视角不仅延续了效率损失与结构僵化的讨论，也为进一步识别内卷化形成的临界条件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关于教育内卷化概念的经济学与教育学视角具有互补性，前者聚焦效率损失，后者揭示结构演化失灵，共同深化了对教育内卷化内在本质的认识，但均未深入结合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微观动态博弈视角，清晰界定投资效率下滑与“内卷”形成之间的阈值条件。然而，经济学的教育资源投入产出效率与教育学的动态演化视角为后续进一步采用微观演化博弈视角研究教育内卷化问题提供文献依据。
(二)教育内卷化成因分析
现有关于教育内卷化成因的研究可归纳为教育需求方与供给方两个维度。
1.基于教育需求者视角
家庭和个体的教育投资行为被视为内卷化的核心推力。教育效果难以被直接观测和验证的特性易使家长产生认知偏差，导致其对子女教育进行过度投资，进而引发资源错配 ；且家庭在校外培训投入上的显著差异强化了这种认知扭曲，不仅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也放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刺激其持续增加无效的教育投入 。崔允和张紫红 强调，应试教育理念与“起跑线竞争”思维在家长中的广泛存在，驱动家庭在基础教育阶段进行过度投资，以争夺有限的高等教育机会和实现社会阶层跃迁，此举亦助长了教育资本市场的扩张。
2.基于教育供给者视角
教育服务机构通过拓展竞争维度和精细化服务助推内卷化的蔓延，教育培训机构通过不断开拓新的教育竞争领域并提供相应精细化服务，诱导家庭在更多门类上进行教育投入，从而拓宽了内卷化的范围。 部分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制造和贩卖教育焦虑，直接刺激了非理性的教育投资行为。 徐英瑾 则从资本行为角度分析，指出教育资本往往通过刻意营造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感以实现市场扩张，进一步深化教育内卷。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可见，学界已在教育内卷化的概念界定与成因探讨方面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三方面局限：其一，现有研究未能系统梳理教育“反内卷”政策的历史演变脉络，缺乏对教育内卷化形成与政策干预间历史演进逻辑的深入分析；其二，对教育内卷化的概念界定多集中于教育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现象，未能清晰区分“投资效率下降”与“内卷化形成”的临界条件，即对“过度投资”的边界缺乏理论界定与识别;其三,尽管已从供需两端分析内卷化成因,但对其微观形成机制——尤其是家庭决策互动、短期与长期均衡的动态过程——仍缺乏系统性和形式化的研究。
(一)我国教育内卷化问题形成的历史演进逻辑
在我国加速推进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教育强国的宏观背景下，教育体系长期面临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教育事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关键阶段，亟须通过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然而，受教育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失衡与评价机制单一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以“应试竞争”和“家庭资本博弈”为典型特征的教育内卷化困局。 该局面不仅使学生承受超出身心发展阶段的学业压力，也导致家庭教育投入不断攀升，而人力资本边际回报却呈现递减趋势，陷入恶性循环。为应对上述挑战，国家持续推进以“减负”为导向的“反内卷”政策。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深入研究我国教育“反内卷”治理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历史脉络中厘清教育内卷化概念与演化逻辑，不仅能够为政策设计提供经验启示，也能够为教育“反内卷”治理路径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1.我国教育内卷化问题形成的历史演进过程
我国教育内卷化问题的演进过程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教育减负政策的初步探索(2000—2010年)。21世纪初期，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与城镇化进程加速，家庭教育需求显著提升。然而，教育资源不均衡与升学竞争持续加剧，使学生及家庭面临较大压力。200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首次系统性提出“减负”目标，但政策多停留于倡议与试点层面，缺乏配套保障机制，导致出现“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2006年，《教育部关于贯彻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与规范考试，但因地区执行差异显著，校外培训机构迅速填补“政策空隙”。高收入家庭通过额外教育投入建立竞争优势，加剧了教育不平等。这一时期，教育内卷化主要表现为学业负担加重与家庭教育支出持续上升，政策整体呈现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长效机制。
(2)第二阶段：减负政策体系化与培训市场规范化(2010—2020年)。基于教育减负政策的初步探索，国家开始构建系统化的减负政策体系，并尝试规范校外培训市场，以弥补前期政策与制度漏洞带来的“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问题。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将“减负”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其提供顶层设计指引。然而，政策执行中，公办学校普遍减少作业量与课堂教学时长，校外培训机构则迅速承接需求，形成“校内宽松、校外拥堵”的畸形教育生态，家庭教育经济与精力负担仍未缓解，教育公平问题依然突出。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首次明确培训机构的设立标准、内容规范与监管制度，试图治理市场乱象。但受限于治理对象范围狭窄、跨部门协同不足等问题，政策效果有限。教育资源在市场机制下进一步分层——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教育获取差距显著扩大，城镇家庭的教育支出远高于农村，教育内卷化开始呈现固化的制度性和结构性特征。
(3)第三阶段：系统治理与提质增效(2021年至今)。在总结既往政策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即“双减”政策），标志着教育治理转向系统性治理与质量提升并重的新阶段。该政策致力于打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恶性循环，通过严控培训时间、压减作业总量、强化课后服务等综合措施，缓解家庭焦虑，促进教育公平。多地推出特色实施举措，例如南通市发起的“双千银发助双减”行动，组织两千名退休教师参与校外培训巡查，体现了政策执行的深入与细化。 2024年2月，教育部发布《校外培训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旨在从资质审核、收费机制与培训内容等方面建立长效监管框架，进一步遏制过度竞争与资源浪费。上述政策有效引导校外培训市场走向规范，家庭的教育支出与焦虑情绪有所回落，初步形成“校内提质、校外减量、家庭理性”的良好教育生态，有效缓解了教育行业的内卷问题。但社会对升学率的过度追逐以及教育目标的短视化倾向仍未根本扭转，内卷化现象已逐渐蔓延至经济社会多个领域。
2.我国教育内卷化问题形成的历史演进逻辑
综观上述三个阶段，可以发现我国教育内卷化问题的历史演进过程蕴含着治理目标、治理方式与治理效果的三重逻辑演变。
第一，从治理目标来看，经历了由单纯“减负”到体系化“规范”，再到统筹“提质增效”的转变。初期政策着眼于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因缺乏配套制度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随后国家将“减负”提升为战略任务，推进校外培训市场规范，然而城乡、群体之间的教育差距反而进一步拉大；进入“双减”阶段，治理目标则扩展为在减负基础上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公平。
第二，从治理方式来看，实现了从倡议性政策到制度化规范，再到系统性治理的跨越。早期多依赖行政性文件，难以形成长效机制；中期通过规划纲要和部门规制推动制度化，但执行力不足；提质增效阶段则通过法律法规与多元举措相结合，形成较为完善的治理框架。
第三，从治理效果来看，呈现出从短期缓解到结构性分化，再到逐步均衡的演进轨迹。最初政策仅缓解局部压力，未触及根源；中期治理虽遏制部分乱象，却放大了教育资源的分层效应；而“双减”政策则通过强化校内供给和压缩校外需求，初步实现“校内提质、校外减量”的“反内卷”格局。
教育“反内卷”演进遵循着“发展—矛盾—政策升级”的循环机制。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断催生新的教育需求，而资源结构性失衡与社会竞争焦虑则不断制造矛盾，进而推动教育治理不断改革与升级。“问题导向”贯穿始终，驱动治理逻辑由碎片化调控走向系统性变革。
（二）我国教育内卷化问题的典型事实
基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201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PISA2018测试结果，本文对我国教育内卷化的现实表现进行典型事实归纳，为后文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经验支持。
1.典型事实之一：家庭教育投资畸形化与阶层固化趋势
教育支出作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维度，其“相对占比”与“绝对规模”分别呈现显著的分化特征(见图1与图2)。从相对占比来看，各收入分组的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呈现“U型”分布：最低收入组(分组1)的教育支出占比波动剧烈且长期处于高位，而中高收入家庭(分组2—5)的占比始终稳定在10%-15%之间。这表明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具有明显的“被动高负担”特征——教育作为刚性支出，严重挤占了食品、医疗等基本消费，形成“因教致贫”的恶性循环。
图1各收入家庭分组教育支出占比
图2 2022年各收入家庭分组教育支出
从绝对规模来看，2022年各收入分组的家庭教育支出呈现随收入递增的清晰趋势。与相对占比的“逆负担性”相反，高收入家庭(分组5)虽教育支出占比仅为5%左右，但其绝对投入规模远超低收入家庭。这一现象揭示了收入水平对教育投资的“杠杆效应”：高收入家庭可凭借其收入基数优势，通过绝对金额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而低收入家庭受限于总收入水平，即便付出更高比例，其实际投入仍难以覆盖教育刚需。这种分化不仅加剧了教育获取的不平等，也有进一步强化阶层固化的风险。
2.典型事实之二：城乡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
城乡间和城乡内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是我国教育内卷化在空间维度上的突出表现。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与收入分组呈显著正相关，且城乡差异明显(见图3)。在乡村地区，最低收入组家庭年均教育支出约为909元，最高收入组为7459元，相差约8.2倍；在城镇地区，则由1199元增至9163元，相差约7.6倍。这一结果说明，家庭收入是教育投资能力的决定性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同收入分组内，城镇家庭的教育支出普遍高于乡村家庭。以收入分组2为例，城镇家庭支出(2513元)较乡村(1789元)高出40.5%。这种“同收不同投”现象源于城镇家庭更易获得优质教育服务、面临更高的教育市场价格，以及更强的教育投资意愿。
城乡教育投资差异与收入差异交织，形成了教育内卷的双重强化机制：一方面，城市家庭凭借其较强的支付能力持续增加教育投入，进一步扩大与农村家庭的教育资源获取差距；另一方面，城市内部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促使家庭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形成“高投入—焦虑加剧—竞争升级—再次投入”的自我强化循环机制，导致教育内卷化现象在城市区域不断加剧，而农村及低收入家庭则因资源可及性低而被迫边缘化。
3.典型事实之三：“以时间换成绩”的低效学习模式
PISA2018数据显示(见图4)，中国四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测评中均位居第一，然而这一成绩的背后是学生学习时间的显著超标。中国学生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为57小时，高于OECD平均水平的44小时，也高于新加坡和韩国等教育重视程度相似的国家。相比之下，芬兰、德国等国家学生每周学习时间低于40小时，仍能维持较高学业水平。这种反差凸显出我国教育系统存在“以时间换成绩”的内卷化倾向：学业成就的提升高度依赖时间投入的不断累积，而非教学质量和学习效率的根本性改善。其结果不仅导致学生幸福感偏低、创造力受损，也反映出教育系统在资源配置与创新培养方面存在深层效率瓶颈。
图3 2022年城乡各收入家庭分组教育支出
图4 2018各国(地区)学生阅读成绩与每周学习时长
以上三大典型事实，共同刻画了我国教育内卷化在投资行为、资源配置与时间效率三个维度的现实特征，为构建贴合中国现实的教育内卷化理论模型提供了经验依据。
基于前文的文献梳理以及对我国教育内卷化问题形成的历史演进逻辑与典型事实的归纳，本节从家庭教育投资的微观行为视角切入，通过构建教育投资博弈模型，系统分析教育内卷化的形成机制及其内在逻辑。
(一)模型构建
针对当前中小学教育阶段家庭对子女教育过度投入所引发的教育内卷化问题，为系统分析其背后的博弈机制，本文将在构建家庭教育投资博弈模型之前，对现实情境进行必要的抽象与简化，以聚焦于核心变量的关系与内在逻辑。具体假设如下。
假设(1): 假定存在两类代表性家庭 (家庭 1 与家庭 2), 其在子女教育投资决策中均可选择两种策略: 高投资 (H) 或低投资 (L)。以低教育投资为基准, 设其投资成本为 0 ; 而选择高投资策略需承担额外成本, 该成本取决于选择高投资策略的家庭数量。具体而言, 高投资家庭数量增加将引致边际投资成本上升——即随着高投资家庭增多, 每个高投资家庭所面临的投资成本不断提高。
假设(2)：当两类家庭在子女教育投资上均选择低投资策略(L,L)时，双方均可获得基准收益a。该情形构成后续收益比较的基准情景。
假设(3)：当一方家庭选择低教育投资，而另一方选择高教育投资时，高投资家庭将获得总收益b。该收益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收益w，即通过高质量初等教育提升子女升入优质高等院校的概率，进而获取更高学历、更具竞争力的就业机会及较高的终身收入；二是非经济收益v，包括来自较高学历所获得的社会认可、家庭和谐、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提升等隐性效用，因此有b=w+v。与此同时，高学历劳动者在资源与就业竞争中会对低学历者产生挤占效应，因此，高教育投资家庭因此获得额外的挤占收益d，而低投资家庭则相应承受大小为d的损失。
假设(4)：当两类家庭均选择高教育投资策略(H,H)时，双方均可获得高投资水平下的收益b。由于此时两个家庭的教育投资水平相同，其子女在后续教育及社会竞争中所处的相对位置未发生显著差异，因此不存在挤占效应(即d=0)。
假设(5)：设家庭1和家庭2分别以概率x和y在孩子教育上选择高投资，该概率还可以解释为我国各地区采取高投资家庭的比例。家庭1和2为有限理性个体，不断调整选择高投资策略的概率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家庭调整策略的方式采取复制者动态方程进行描述，其表达式如下 ：
表示博弈参与者使用策略的概率，表示参与者采用策略获得期望收益，表示参与者采取所有可能策略而获得的平均收益。
根据上述假设，可以获得两个家庭的教育投资收益矩阵如下表1所示。
表1 家庭教育投资收益矩阵
（二）模型求解
根据家庭教育投资博弈的收益矩阵，可以求出家庭教育投资策略调整的复制者动态方程。
，其中
表示家庭1进行高教育投资时获得的收益，
表示家庭1获得平均收益，
表示家庭1采取低教育投资获得收益，
当
时，即家庭1停止策略调整达到均衡状态，则 
由于两个家庭是对称博弈，令
同理可求得
因此，两个家庭教育投资博弈存在5个均衡点，
（三）均衡解的稳定性分析
令
利用雅可比矩阵分析该二维动力系统各个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
上述矩阵对应参数分别为：
根据复制者动态方程的雅可比矩阵可得表2。
表2 均衡点的雅可比矩阵
复制者动态方程的稳定均衡点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因此，根据雅可比矩阵可以判断各均衡点的稳定性如下。
1.当
时，均衡点(1,1)是演化稳定策略(ESS)。该条件表明，若高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收益与从低投资家庭获得的挤占收益之和，大于在高竞争环境下进行高投资的边际成本，所有家庭最终都将倾向于选择高教育投资。
2.当满
时，均衡点(0,0)成为演化稳定策略。这意味着，高教育投资的总收益（包括获得较高学历所获得的收益与挤占收益）无法覆盖其在低竞争强度下的投资成本，因此所有家庭都将倾向于选择低教育投资。
3.当条件
成立时，系统存在两个演化稳定均衡点，分别为
其内在机制为：若某一家庭已选择高投资，则由于高投资家庭数量增加所引发的负外部性（教育投资的成本将会由c(1)增加至c(2)），另一家庭选择高投资获得的教育投资收益加上挤占收益之和也弥补不了其投资成本，因而倾向于选择低投资；反之，若对手家庭选择低投资，则高投资策略带来的教育投资收益加上挤占收益之和大于教育投资成本，因而该家庭将倾向于选择高投资。此时系统最终收敛于非对称均衡，即一方高投资、一方低投资的状态。
（四）模型结果的经济学解释
家庭教育投资博弈在不同条件下会形成不同的均衡状态，而各均衡状态所对应的经济效率也存在差异。经济效率是区分博弈结果属于内卷化(即过度投资)还是社会最优状态的关键判据。那么应如何评判教育投资的效率？根据本文假设，任一家庭的高教育投资可带来收益b，但同时需承担投资成本c(n)，该成本与选择高教育投资的家庭数量n相关。从社会整体福利角度看，只有当高教育投资的总收益满足
时，该投资水平才是社会有效的；否则就会出现过度投资，即陷入内卷化困境。基于前文所述的均衡稳定性分析，可进一步识别不同参数条件下家庭教育投资博弈的均衡结果及其效率含义。
1.当满足条件
时，所有家庭均选择高教育投资构成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然而这一状态下的资源配置却是无效的，反映出明显的过度投资行为。那么，为何理性家庭仍会做出此类无效的投资决策？其根本原因在于高教育投资家庭对其他家庭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该负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高教育投资会提升整个教育行业的需求，从而导致所有家庭的教育投资价格或成本上升；其二，高教育投资家庭子女在当下学业竞争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中对低投资家庭子女收益的挤占效应。对于低投资家庭而言，即便高教育投资的收益b低于投资成本c(2)，他们仍倾向于继续这种无效投资。原因在于，若不进行投资，其可能遭受高达d的收益挤占，所带来的损失更为显著。因此，在多数家庭已采取高教育投资的背景下，其余家庭不得不遵循这一趋势，实属“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之举。然而，伴随这种由收益挤占所驱动的胁迫效应，高教育投资家庭数量持续增多，家庭间的教育竞争日趋激烈，教育投资成本c(n)也随之不断提高，进一步侵蚀教育投资收益b，净收益b-c(n)逐渐减小。最终，教育内卷化问题不断加剧，大量教育资源被低效配置甚至浪费。
2.当满足条件
时，所有家庭选择高教育投资仍构成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在该状态下，高教育投资行为是有效的，并不存在过度投资的问题，然而这种有效性仅具有暂时性。由于高教育投资在此时仍具备明显的收益优势，即便不存在因挤占收益所带来的胁迫效应，越来越多的家庭仍会理性地选择加入高教育投资行列，从而导致高投资家庭数量n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教育投资成本c(n)不断上升，投资的净收益b-c(n)逐渐降低。只要仍满足b-c(n)>-d，便不断会有新的家庭加入高教育投资行列，直至达到
的临界条件，此时新家庭的进入行为停止。在达到该进入均衡
之前，存在一个临界家庭数量
该临界情况可以用下图5表示，区间
即为教育内卷化发生的高教育投资家庭数量区间。若
部分家庭退出高教育投资、转向低投资策略将成为理性选择，高投资家庭数量n将逐渐减少，直至系统重新回到稳态
构成该模型的长期稳态解。在此最终均衡下，社会教育投资的总效率损失可表示为：
显然，最终家庭教育投资博弈的总效率损失与挤占收益d的大小密切相关。
图5 家庭博弈的长期均衡图
3.当满足条件
时，所有家庭均选择低教育投资构成一个演化稳定均衡，且该状态同时为社会最优均衡。在这一情境下，高教育投资所带来的总收益(包括较高学历带来的经济收益与非经济收益，以及从低投资家庭处获得的挤占收益)无法覆盖即便是单个家庭选择高投资时所面临的成本。因此，选择低教育投资成为所有家庭的占优策略，也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一结论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经济发展早期的情况：由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多数家庭处于贫困状态，高教育投资的实际成本远超其预期收益，导致大量子女仅能接受较低水平的教育，甚至完全无法入学。
4.当满足
时，系统演化稳定均衡为一部分家庭选择高教育投资，另一部分家庭选择低教育投资。此时若高投资家庭数量继续增加，将加剧教育市场竞争，一方面导致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另一方面也推高整体投资成本。在该约束条件下，部分家庭选择低投资而非盲目追随高投资，反而有助于缓解过度竞争、降低系统总成本，从而实现社会总福利的优化。即，在这种不对称策略组合下，家庭的个体理性决策同样能够引致社会最优的资源配置结果。
5.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模型聚焦于核心博弈机制，假设了两类同质家庭进行对称博弈。然而，现实中的家庭在收入、风险偏好、教育观念等方面存在多维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可能会影响模型均衡的速度与结果。例如，高收入家庭对投资成本c(n)的敏感度较低，可能更早、更坚定选择高投资策略，从而成为博弈的“领导者”；而低收入家庭则可能因预算约束而被锁定在低投资均衡，这为理解典型事实中揭示的“阶层固化”提供了更微观的动力学视角。尽管存在异质性，但本文模型所揭示的核心机制，即由挤占收益d和成本外部性c(n)共同驱动的负外部性陷阱，在异质性群体中仍然成立，并可能因此被强化。
综上所述，有效的“反内卷”政策干预，其核心在于修正投资激励、内化负外部性，具体表现为限制挤出效应和降低高投入的边际成本。一方面，从收益端吸收内卷化动力。通过“反内卷”教育政策设计削弱高教育投资在社会竞争中的排他性优势，当挤占收益d下降，家庭进行高投资的主要动机将回归教育本身的人力资本回报，避免陷入“恐慌性”教育投资陷阱。另一方面，从成本端遏制内卷化扩展。“反内卷”政策提供普惠的公共教育服务、规范核心教育资源市场价格，以减缓边际成本
增长速度。通过为家庭竞争性投资设置“成本缓冲”，避免竞争投资成本无限攀升，使得家庭投资决策趋于理性。
教育内卷化已成为制约我国宏观经济战略实施与微观个体发展资源公平获取的显著障碍。本文基于演化博弈论分析方法，从微观家庭决策机制入手，结合短期与长期均衡分析，系统揭示教育内卷化的形成机制，并明确其产生的临界条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我国教育内卷化治理的演进逻辑，在目标、方式与效果三个维度上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递进特征。治理目标经历了从早期聚焦“减负”、中期强化培训市场规范，到当前注重统筹“提质增效”的演变；治理方式逐步由倡议性、局部性调控，向制度化约束与系统性综合治理深化；治理效果则呈现出短期局部缓解、结构性矛盾分化、再到整体趋向均衡的演进趋势。这一演进过程的内在动力，源于“发展一矛盾一政策升级”的循环作用机制：教育扩张和发展引发新矛盾，社会诉求和问题积累倒逼治理响应，进而推动政策迭代与体系升级。整体上，我国教育治理路径体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和演进特征，实现了从早期碎片化调控向近期系统性、整体性变革的战略转型。此外，我国当前教育内卷化的核心特征体现为：家庭教育投资畸形化与阶层固化趋势、城乡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与“以时间换成绩”的低效学习模式。
2.教育内卷化的根本成因在于家庭教育竞争的负外部性，而非单纯的高教育投资导致的边际效率递减。社会整体教育投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引发内卷，真正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是高教育投资家庭对低投资家庭教育收益的挤占效应，以及高投资家庭数量增多所带来的竞争加剧。当高教育投资的边际收益仍高于边际成本时，家庭的高投入仍可视为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一旦边际收益低于边际成本，便会产生教育内卷。家庭的非理性过度投资行为主要源于其行为带来的负外部性：高投资不仅推高整体教育成本与价格，压缩其他家庭的收益空间，其子女在学业和就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也进一步削弱低投资家庭子女的收益预期。在这种“收益挤占”机制下，即便家庭意识到投资效率低下，仍被迫持续加大投入，从而共同推高教育成本，最终导致集体非效率决策与内卷化。
3.家庭的教育投资博弈在短期与长期均衡中存在本质差异。在短期均衡中，高教育投资并不会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反而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然而，从长期均衡视角看，若无外部政策干预，高投资家庭数量持续增加将引致负外部性成本不断积累，逐步侵蚀教育总收益。当高投资家庭比例或竞争强度超过某一临界值，教育投资总成本将超过总收益，系统陷入内卷化状态。此时，效率损失程度与高投资家庭的数量及其挤占效应呈正相关。
基于上述结论，为抑制家庭过度教育投资、提升资源分配效率、促进教育公平，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系统性提升供给质量与配套治理。根本出路在于通过学校教育提质增效削弱家庭额外投资的动机。应优化教学方法、强化课堂与作业管理、提升在校学习效率；同时拓展高质量课后服务，利用数字技术扩大优质资源覆盖，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降低家庭对校外培训的依赖与投入压力。
2.严格规范与监管校外培训行为。坚决取缔非法学科类培训，对非学科类机构实施分类审批与持续监督。建立培训内容备案与动态监管机制，强化收费透明度与资金用途管理，严禁超前培训、境外课程等违规行为，从供给端遏制过度教育竞争。
3.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引导形成理性教育观念。构建多元、综合的教育评价体系，纠正“唯分数”导向，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核心评价标准，引导家庭形成合理收益预期，避免透支学生身心健康与个性发展。通过制度设计重塑教育价值观，营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教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