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化转型和积极老龄化战略双重驱动下，智能化应用遍布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重构着生活的基础架构。然而，数智化变革在不断提升生活与工作效能的同时，技术赋能普遍性与老年群体适应性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此问题备受国家及社会高度关注。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对特定年龄和人群类型的划分标准，45岁至59岁为中年人，6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而从中年向老年过渡的初老人群(55—64岁)开始出现退行性老化初期表现，没有较大的疾病困扰，生理状态和认知能力优于中高龄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需求较多，对科技和服务具有相对较好的接受能力，处于代际更迭关键节点。更重要的是，初老人群处于数智生活产生障碍的早期状态，处在对数智生活态度发生转变的重要节点，其遇到的障碍更具多样性与代表性、动态性与前摄性，显示度也更高。该群体是观测“障碍”萌芽阶段的最佳窗口，其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研究对预测未来五年老龄人群的生活障碍具有显著价值。现有研究对数智生活障碍的归因多遵循单一维度解释路径，难以揭示多因素协同故障的复杂因果网络。为此，本研究结合扎根理论在理论探索方面的优势和fsQCA(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在因果复杂性分析上的敏感性，研究着力考察初老人群这一典型群体在面对新时代数智生活时的障碍产生机理，揭示数智生活障碍的产生因素及多因素相互组合引致障碍的组态路径，拓展、细化数智生活障碍研究的理论视角，为数智生活相关服务与决策提供理论支持与决策参考，助力积极老龄化服务。
(一)概念界定
沿用已有研究对初老人群的概念界定，本研究将55—64岁年龄段的人口作为初老人群的代表性群体。这一划分突破传统人口统计学的局限，既契合“准老年”阶段的学术共识 ，也呼应了“第三年龄”的社会角色转型研究 ，能为针对性理解老龄化、数智化社会下的中观典型群体机制提供解释框架。
数智生活是指在现代高科技智能技术下的一种具体生活方式和生活形态 ，以人机协同共生为核心，通过技术赋能实现生活场景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生活质量的系统性提升，包括数智家居、数智穿戴、数智购物等等。初老人群数智生活涉及的场景主要有：(1)出行服务，如智能导航、适老一键叫车服务；(2)健康管理，如智能药盒、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3)政务服务：如智能咨询政策与查寻等；(4)日常消费，如扫码支付、网上购物等；(5)文化娱乐活动，如旅游、虚拟文化体验等。本研究所定义的数智生活聚焦非职业性领域的应用，指人们借助数字产品、智能产品的支持，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出行、健康、政务服务、日常消费、文化娱乐等与工作任务无直接相关的问题，满足日常生活中的需求。
(二)老年人数智生活障碍及其产生因素研究
当前学界对“障碍”的界定尚未达成共识，研究借助相关理论内涵进行推导，以厘清数智生活障碍的本质属性。
传统生活障碍研究聚焦两个核心维度，一方面是物理环境层面的无障碍 ，强调保障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功能障碍者与其他人在平等基础上能够享用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设施、服务等。另一方面是信息获取与使用层面的信息障碍 ，指弱势群体在互联网信息获取与使用上受身体机能、所处环境等因素影响与普通人群存在的差距，如网络设备限制、视力差距等，既有研究系统梳理出传统生活障碍中个人、家庭、社会环境、人际交往等影响因素。
本研究将数智生活障碍界定为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生活场景中，个体在借助数智产品为中介解决日常生活中与工作无关的生活问题时(如出行、健康、政务服务、日常消费、文化娱乐等),因主客观因素(如生理、心理或社会环境等)的制约所遇到的限制与阻碍,包括数智生活需求(感知与表达)障碍、数智生活查寻障碍、数智生活体验障碍、数智生活分享障碍和数智产品使用障碍,聚焦到老年人群,相关数智生活障碍及其产生因素研究详见表1。
表1 老年人数智生活障碍及其产生因素相关研究
由表1可知，现有研究多采用“单因素一结果”的线性分析框架，侧重识别单一变量对生活障碍的独立影响，线性分析框架在揭示关键影响变量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但仍停留在因素拆解层面，较少从整体结构层面考察多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及其联合作用机制，亦难以回应生活障碍在数智情境中呈现出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同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普适意义上60岁及以上老年人群体，对处于数字能力分化关键阶段的初老人群关注相对不足，尚未充分揭示这一“过渡性群体”在数智生活情境中的独特处境。更重要的是，尽管既有研究已从数字鸿沟等角度讨论老年人适应问题，但对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场景这一结构性背景的理论回应仍显不足，相关分析多将技术视为外生条件，而未系统阐明其如何与个体能力、社会生态等因素共同作用致障的内在逻辑。
针对研究问题选择适切的研究方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和可靠性。本研究将借助扎根理论展开探索性研究，构建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引入fsQCA方法以解析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的系统问题 ，研究设计见图1。需要指出的是，fsQCA主要适用于中小样本研究，其结论在统计意义上的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但该方法通过样本内案例配置的比较分析，能够有效揭示数智生活下多因素相互组合引致障碍的组态路径。基于研究问题与方法特征的匹配性，本文采用扎根理论与fsQCA方法开展分析。
图1 研究设计
(一)基于扎根理论的范畴提炼与分析框架构建
研究招募了55—64岁各年龄、各学历层次及各收入水平的20名初老人群实施深度访谈，尽量确保真实反映初老人群状况，受访人员基本信息详见表2。
扎根理论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编码和分类的过程，不断将新出现的编码和分类与原始数据进行比较，根据新的数据来检验编码和分类，以形成扎根于原始数据的概念和理论。本研究通过对概念进行归纳整合，多次反复整理分析，提炼出13个子范畴、5个主范畴；以“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因素”这一核心范畴为统领，整合出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涵盖个人能动性、家庭支持度、社会生态结构、信息生态结构和技术可供性，为后续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奠定了基础。子范畴、主范畴及核心范畴如下表3。
表2 受访人员基本信息
注：居住情况有以下5类：(1)独居；(2)只与老伴住；(3)只与子女住；(4)与老伴和子女一起住；(5)其他（如只和母亲同住、只与父亲同住等）。
表3 编码结果
初老人群的生理机能衰退(如视力下降、关节僵硬、听觉敏感度降低)与该群体数智生活障碍存在直接关联，如图标或文字辨识困难直接限制其对智能产品界面的理解和操作。余妮芝 在2017年的研究也证实老年人的学习能力与身体机能存在相关关系。访谈结果显示，性格开朗或信息素养较高的初老人群更倾向于主动探索智能产品，且年龄越小的初老人群融入数智生活的意愿更强。但仍有初老人群因害怕犯错或担心被子女否定而抑制信息需求表达或智能产品使用。家庭支持度中的“代际反哺”质量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与子女同住或高频率互动的初老人群更容易获得及时指导，但代际间的认知差异导致矛盾。研究继续走访调研了30位家中有初老人群的大学生，其中有24名同学表示，自己在帮家里初老人群解决问题时产生过不愉快的经历。
社会生态结构体现在社会环境、社会文化及社会服务，初老人群被贴上“低效”“难适应”的刻板印象，导致其在使用智能产品时因社会评价而产生自我怀疑，削弱主动性。这种标签化还可能影响社会服务，如工作人员对老年人的服务专业性不足，会进一步降低其安全感、放大障碍。同时，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质量、信息可获取性和信息安全仍存在显著缺陷，诈骗案例频发使部分初老人群即使具备基础操作能力，也拒绝在线支付或个人信息填报，直接影响了其数智生活体验。此外，部分初老人群表示，智能产品及相关技术更新频率过快、操作流程较为复杂繁琐，适老化改造多停留于字体放大、语音播报等表层功能，忽视操作逻辑简化、交互反馈优化等深层需求，形成“伪适老化”，上述仍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初老人群智能化生活。此外，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使得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得以具象化，研究发现数智生活障碍主要表现在需求感知与表达、查询、体验、分享和数智产品使用几方面，该发现与既有研究结论也高度契合。
(二)基于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分析框架的数据收集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所提炼的13个子范畴，参考既往研究成果和前期访谈内容，对每一构念进行了5级李克特量表设计，问卷涉及个人基本信息和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两部分。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分层补充抽样，基于前期深度访谈的20名初老人群的推荐，招募符合条件的初老人群参与问卷调查，同时针对样本中农村人群比例偏低的问题，在乡镇卫生院等地增加线下发放量，测量题项如下表4。
研究团队邀请了社会学、人口学和信息资源管理的专家对量表进行评估和完善，并在问卷中增加注意力测试，以保证问卷的信效度，调查于2025年6月至10月开展，共收集321份问卷，最终保留了276份有效问卷用于正式分析，样本基本信息如下表5。此外，研究提取了1个结果变量和5个前因条件变量，分别是数智生活障碍、个人能动性、家庭支持度、社会生态结构、信息生态结构和技术可供性。
表4 测量题项
表5 样本基本信息
本研究借助fsQCA3.0软件依次进行了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与组态分析。其中，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可以用来表征单一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程度 ，组态分析可以挖掘多个产生因素组成的不同组态对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影响。
(一)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
为探究各前因变量存在或不存在是否为导致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即单一变量能否导致结果出现，本研究利用fsQCA3.0软件进行必要条件检验。其中“~”符号表示前因变量不出现，例如“家庭支持度”表示初老人群所遇到的某一数智生活障碍没有涉及家庭支持度。若某一前提条件总与某一结果同时出现，则这个前提条件为该结果出现的必要条件。 本研究通过一致性(Consistency)来判别某一结果的必要条件，当一致性等于1时，则该前因变量是结果变量的完美子集，即产生结果的必要条件。Schneider 指出，一般来说若一致性大于0.9，便可认为该前因变量是结果的必要条件。覆盖率(Coverage)是用于衡量必要条件经验相关性的指标 ，代表了有多少案例能够解释这一前因条件的必要性，仅对必要条件才有意义。
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本研究选取的5个前因变量无论存在或不存在，其一致性均小于0.9，说明各前因变量均不是必要条件，即每个因素都无法单独解释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产生，需要与其他因素组合才能导致障碍产生。也有相关研究表明 ，老年人群的数字困境是个人、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因此，需对前因变量进行组态分析，以探究产生因素组成的不同组态对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影响。
表6 单变量必要条件分析结果表
（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利用fsQCA3.0可以通过组态分析挖掘样本中前因条件相互组合引致多重并发现象的可行路径，进而说明何种组合下能够产生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利用此工具分析后最终可得到三种解：复杂解、优化解和简约解，本研究选取普适性与启示性较好的优化解和简约解得出结果。借鉴学者Ragin 的表示方法，用“●”代表某个前因变量存在，用“⊗”代表该变量缺失，用空白代表该变量对结果发生与否无影响。用“●”和“⊗”代表核心条件，用“●”和“⊗”代表边缘条件，并将核心条件相同的组态归为一组。基于上述标准，本研究得到了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三种组态，如表7所示，分别为：个人能动性信息生态结构技术可供性、个人能动性家庭支持度技术可供性、~个人能动性家庭支持度技术可供性，这表明结果中的三个组态解释了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的原因机理。
表7 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条件组态
一致性代表了某种组态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果变量的充分条件，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结果中三种组态的一致性及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经验临界值0.8，这表明三种组态都是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的充分条件，能够很好地解释结果变量。覆盖率被用作计算前因条件解释整个结果的程度，相当于多元回归分析中的
，其中原始覆盖率显示了结果变量有多少是由某个组态解释的，唯一覆盖率是指只能被该组态解一个解所解释的案例比例。数据显示，对于结果变量，三种组态的原始覆盖率均高于50%，说明每种组态约能解释总样本的50%以上，同时总体解的覆盖率也达到了88%，说明这三种组态解释了约88%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的原因机理。
(三)组态结果讨论
1.个人能力约束主导型。组态一为“个人能动性信息生态结构技术可供性”，表明无论用户是否受到家庭支持度和社会生态结构的影响，如果用户同时受到个人能动性、信息生态结构与技术可供性的影响时，初老人群会面临更多生活障碍，其中个人能动性为核心条件。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个人能动性与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主要体现在信息查寻、信息利用及体验等方面。对于初老人群而言，当其生理机能较差，又遭遇信息获取困难、信息质量参差以及软硬件技术适配性不足等问题时，数智生活障碍便呈现出明显的叠加与深化趋势。作为“个人能力约束主导型”组态路径中的典型个案，受访者A13表示：“不是我不想学，是点进去以后一步接一步，我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点哪里，点错了又不知道怎么退回来。”该表述从经验层面印证了能力约束在不友好技术情境中被持续强化的生成机制。
2.技术认知鸿沟驱动型。组态二为“技术可供性个人能动性家庭支持度”，其中技术可供性是核心条件。组态二表明，当初老人群受到技术可供性、个人能动性和家庭支持度的影响时，无论是否会受到信息生态结构和社会生态结构的影响，初老人群会产生数智生活障碍。当下适老化技术在逐步提高，但该组态路径下的部分初老人群(如受访者A09、A17)表示，智能产品及相关技术更新频率过快、操作流程较为复杂繁琐，仍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初老人群数智生活，在实际使用中会出现“原本会用的功能突然找不到”“系统更新后操作路径完全改变”等障碍场景。该组态所揭示的并非单纯的“不会用”，而是技术更新速度与个体认知节奏之间的错位。面对由技术可供性引发的障碍，初老人群往往选择自行解决或向家人求助；一旦自我解决能力不足或家人没有及时给予适当帮助，操作挫败感将演变为数字弃用风险，技术认知鸿沟进一步加剧生活障碍。
3.家庭数字反哺缺失型。组态三为“~个人能动性家庭支持度技术可供性”，其中家庭支持度为核心条件。组态三表明，无论信息生态结构和社会生态结构如何影响，当初老人群同时受到家庭和技术可供性，且未受到个人能动性的影响时，该群体在数智生活中会更容易产生生活障碍。有学者 从数字反哺角度探索子女在数智生活中为老年人提供产品使用技能帮助，且研究结果肯定子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年人扫清生活障碍。然而，当家庭成员因空间距离、时间压力或沟通方式差异而难以提供即时、持续的技术支持时，初老人群既缺乏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动性，又失去关键的外部支撑，数智生活障碍便会迅速显现。正如“家庭数字反哺缺失型”组态路径中的受访者A04所言：“这些东西我都是等孩子回来才弄，可他们也忙，有时候一个东西拖几天都没人教，我就干脆不用了。”在此意义上，家庭数字反哺的缺失并非简单的支持减少，而是家庭支持机制在数智生活情境中发生失灵，从而诱发并加剧生活障碍的过程。
综上，根据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三种条件组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技术可供性在三种组态中均出现。这说明，硬件限制、适老化技术或使用智能产品的交互体验是造成初老人群在数智生活障碍的主要原因，如硬件设备物理适老化不足、人机交互缺乏容错机制等问题。技术已从可选择的工具转变为生活基础设施之一，医疗、支付等关键事务均以数字平台为默认通道。一旦技术设计未能与初老人群的能力特征相匹配，技术问题往往通过“操作失败一自我效能感降低一技术规避”的链式反应被持续放大，并固化为数智生活障碍。同时，当技术界面复杂、操作路径不透明或缺乏容错机制时，初老人群既有的认知能力、学习意愿及家庭支持难以转化为稳定的实际行动能力。因此，相较于单纯强调个体能力提升或家庭支持强化，优先从技术治理层面入手具有更强的现实可行性与制度效率，如植入渐进式学习模块，以消解技术配置与初老人群需求间的错配，在操作层面为该人群构建无障碍社会。
2.在三种组态中，个人能动性和家庭支持度在组态一中共现，且在三种组态中均出现两次。这说明，个人能动性和家庭支持度可能存在关联关系，二者形成负向循环。具体而言，个人能动性受制于生理机能衰退和信息素养不足导致的认知负荷，家庭支持因滞后而失灵时，生活障碍产生机理被触发，形成“个体机能约束—家庭支持失效”的路径。在适老化技术推广中，应将个体—家庭协同纳入干预设计，通过社会支持网络与技术可供性的共振，构建包容性数字生态。也有相关研究表明，初老人群在数智生活中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需要该群体的生活环境形成成熟的支撑体系。
（四）补充验证：性别差异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性别会影响生活障碍的产生。 为此，本研究分别以“性别=男”和“性别=女”作为分组条件进行分析，以探求不同群体数智生活障碍产生的差异化特征。如表8所示，得到男性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两种组态和女性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唯一组态。
表8 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条件组态 (性别分组)
结果显示，在性别分组中实施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的三种组态的一致性及总体解的一致性均高于经验临界值0.8，这表明三种组态分别是男性初老人群与女性初老人群产生数智生活障碍的充分条件，能够很好地解释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同时，三种组态的原始覆盖率均高于70%，此外总体解的覆盖率也各自达到了80%和905，说明这三种组态共解释了约89%男性初老人群和90%女性用户产生数智生活障碍的原因。
男性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的组态有两种，分别是组态一“技术可供性家庭支持度社会生态结构”和组态二“个人能动性~家庭支持度*信息生态结构”。女性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的组态仅有一种，即“家庭支持度*个人能动性”。对比男性初老人群和女性初老人群数据结果有如下发现。
(1)男性初老人群更注重技术可供性，且条件组态比女性复杂。这说明男性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产生因素更为多样且更容易受到技术可供性的影响，这可能与男性教育背景、职业经历或兴趣等相关。因此在设计实施智能化服务时，可针对男性初老人群所遇到的技术障碍进行重点优化，如优化界面交互逻辑、强化智能产品功能模块的场景适配性，进而改善其在数智生活中的体验。
本研究以新时代数智生活为背景，针对初老人群这一典型群体，基于扎根理论构建了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机理分析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对该产生机理展开实证研究，从“前因”视角探索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深入挖掘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产生的条件组态，揭示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与其产生因素之间的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明晰男性初老人群和女性初老人群在生活障碍生成路径上的差异特征，可丰富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研究的理论维度，推动信息无障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分性别精准干预策略设计奠定了实证基础。以本研究为基础，将初老人群作为破解数智生活障碍群体的先导示范，提出如下行动方案。
(一)技术适配破除障碍壁垒，化“难”为“易”
技术可供性在三种组态中均出现，硬件限制、适老化技术局限和交互体验不友好是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主要原因。当前信息技术在适老化方面已有初步尝试，但改造仍停留于表层，如单纯通过放大字体、提高音量等直观手段，忽略了对老年人认知特征、操作习惯的深度考量。信息技术服务商亟须突破形式化适老，需重构交互逻辑、建立容错反馈系统化解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如拆解复杂功能模块为线性操作，将多步骤整合为一键触发，强化语音交互功能，以自然语言对话替代屏幕操作，优化交互体验。此外，信息技术服务商可联合老年社区建立长期反馈机制，通过真实场景中的功能验证持续迭代设计，以构建“无隐形障碍”环境——老年人无需刻意学习新技能，即可通过符合自身习惯的方式自然融入数字生活。在此基础上，可引导信息技术服务商以履行社会责任为导向，参与适老化技术支持项目建设，如提供适老化产品试用、家庭数字辅导包或公益技术热线等，将企业资源投入直接嵌入技术改造与服务优化过程之中，从而提升技术可供性在现实情境中的可达性与可用性。由此，技术设计改进与服务支持机制形成内在联动，使技术可供性真正转化为初老人群可感知、可操作的数字能力基础。
(二)多方支持构建防护机制，转“碍”为“爱”
个人能动性不足与家庭支持缺位的双重制约，是初老人群数智生活障碍的诱因之一。部分老年人因知识结构老化、数字经验匮乏，在面对智能产品时易产生消极态度。此外，家庭成员往往忽视代际数字鸿沟，或是因时间精力限制，导致沟通频次低。“个体被动+家庭缺位”的叠加效应，使老年人在遇到技术问题时陷入“无人教、不敢学、不会用”的恶性循环。为缓解这一障碍，社区和家庭可协同采取多层次干预措施：社区可联合老年大学开设“阶梯式”数字课程，以生活场景为切入点(如视频通话)，通过“基础操作示范、分组实操、成果展示”递进模式，激活个体学习动能；鼓励组建老年同伴互助小组，利用以老带老降低学习压力。在此过程中，可以同步建立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由政府通过专项财政补贴等方式，为社区课程开发、教学人员配置及教学设备更新提供基础性支持，避免数字助老项目因经费不足而流于短期化、碎片化。家庭子女可通过“家庭技术共享计划”，每周预留固定时间进行反向教学(如指导父母使用某项功能后，由老人教学子女)，将被动等待求助转化为主动赋能，转“碍”为“爱”。进一步，可通过构建“政府引导、社区实施、家庭参与、企业协同”的多元投入与协作机制，将财政补贴、企业社会责任资金与社会组织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可持续的数字助老支持网络。